一位教育家（1）

有一天，科學家匡達人同志對我談起她的父親，我說我打算寫一篇懷念互生先生的文章，她等待著。一年過去了，我一個字也沒有寫出來。其實不是在一年以前，而是在五十年前，在一九三三年，我就想寫這篇文章。那時我剛從廣州回上海，匡互生先生已經逝世，我匆忙地在一篇散文（《南國的夢》）里加了這樣的一段話：

對於這個我所敬愛的人的死，我不知道應該用什麼話來表示我的悲痛。他的最後是很可怕的。他在醫生的絕望的宣告下面，躺在醫院裡等死，竟然過了一個月以上的時間，許多人的眼淚都不能夠挽救他。

《南國的夢》收在我一九三三年的遊記《旅途隨筆》裡面，是我初到廣州時寫成的。這年春天我離開上海前曾經去醫院探病，互生先生住在一傢俬人醫院，我到了那間單人病房，連談話的機會也沒有，他似乎在昏睡，病已沉重，說是腸癌，動過手術，效果不好。和我同去的朋友在揩眼淚，我不敢多看他那張帶著痛苦表情的瘦臉，我知道這是最後的一次了，我咬著嘴唇，輕輕地拉一下朋友的衣袖，我們走出了醫院。

在廣州我得到了互生先生的噩耗。我什麼表示也沒有，只是空下來和一位廣東朋友在一起，我們總要談互生先生的事情。

我和互生先生並不熟，我同他見面較晚也較少。可是我有不少朋友是他的學生或崇拜者，他們常常用敬愛的語氣談起“匡先生”的一些事情。我最初只知道他是五四運動中“火燒趙家樓”的英雄，後來才瞭解他是一位把畢生精力貢獻給青年教育的好教師，一位有理想、有幹勁、為國為民的教育家。他只活了四十二歲，是為了他和朋友們創辦的立達學園獻出自己生命的。我沒有在立達學園待過，但我當時正住在那位廣東朋友創辦的“鄉村師範”裡，跟教師和同學們一起生活。學校設在小山腳下三座並排的舊祠堂內，像一個和睦的家庭，大家在一起學習，一起勞動，一起作息，用自己的手創造出四周美麗的環境，用年輕的歌聲增添了快樂的氣氛。我作為客人住了五天，始終忘記不了在這裡見到的獻身的精神、真誠的友情、堅定的信仰和樂觀的態度，我和廣東朋友談起，說了幾句讚美的話。他說：“我是匡先生的學生，不過照他培養人、教育人的思想辦事。”我說：“要是他來看一看多好！”廣東朋友嘆息說：“不可能了。不過他的思想會鼓勵我們。”他含著眼淚加一句：“我們一定要把學校辦好。”

我相信他的決心。我想到在上海醫院裡等待死亡的匡互生先生，我忽然興奮起來：“只要思想活著，開花結果，生命就不會結束。”我卻沒有料到兩年後，這個師範學校由於省教育當局的干涉停辦了。

互生先生生活簡樸。他的家我去過一次，是一個安徽朋友帶我去的。房裡陳設簡單。學生們常來找他談話。他對他們講話，親切、詳細。我在旁邊也感覺到這是一位好心的教師，又像是一位和藹的長兄。那兩天我剛剛聽到關於他對待小偷的故事，學校廚房捉到偷煤的賊，送到他那裡，他對小偷談了一陣，給了兩塊錢，放走了，勸“他”拿這筆錢去做小生意。又有一回學生宿舍捉住一個穿西裝的賊，他讓賊坐下來，同“他”長談，瞭解“他”的生活情況，好好地開導“他”，後來還給“他”介紹工作。他常說：“不要緊，他們會改好的。”我和幾個朋友都贊成他這種做法，但是我們佩服他的改造人們靈魂的決心和信心。他從不講空話，總是以身作則開導別人。

立達學園不是他一個人創辦的，可是他一個人守著崗位堅持到底。有一個學期他為學校經費到處奔走。我去過他的家不多久，那裡就被日本侵略軍的炮火毀掉了，學校也只剩了一個空架子。這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戰爭中的事。停戰後我有一次和他同去江灣看立達學園的舊址，屋頂沒有了，在一間屋子裡斜立著一顆未爆炸的二百五十磅的炸彈，在另一處我看見一隻被狗吃剩了的人腿。我這次到江灣是來找尋侵略戰爭的遺蹟；互生先生卻是來準備落實重建學園的計劃。

學校重建起來，可是互生先生的心血已經熬盡。學園七月恢復，互生先生年底就因患腸癌進醫院動手術，他起初不肯就醫，把病給耽誤了。開刀後，效果也不好。他是這樣的一個人，不願在自己身上多花一文錢。我還記得在上海開明書店發行的《中學生》月刊（大概是一九三二年的吧）上讀到一篇讚美互生先生的短評，說他為學校籌款奔走，一天早晨在馬路上被車（人力車吧）撞倒，給送進醫院診治。醫生要他每天喝點白蘭地。他離開醫院後，到咖啡店喝了一杯白蘭地，花去八角。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