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是難以預料的，關鍵在於地點和時間的突然性。

登陸地點的便宜一般在進攻一方，因為他們在海洋上，可以任意從哪個地點上陸。而且德國人搞錯了盟軍的可能登陸點，從空軍情報人員、間諜到龍德施泰特元帥、倫斯德司令官和希特勒本人。

可是時間方面雙方勢均力敵，因為登陸的成敗主要取決於D日＇2＇的天氣。這個問題似乎很奇怪，可實際上就是如此。大戰期間的每一個登陸指揮官都清楚這一點，更不用說是艾森豪威爾和隆美爾。

在兩棲登陸這種大規模的立體戰爭中，每個軍兵種對天氣的要求都不一樣：海軍希望無長時間大風和湧浪，風力最好小於四級，但要有潮水；空降部隊喜歡多雲少風，保證他們的運輸機能安全到達並傘降；轟炸機則希望少雲，能見度大於5公里；戰鬥機乾脆要晴天，好進行激烈的空中格鬥；地面部隊當然要多雲而乾燥的天氣，因為既便於打仗，又不用擔心受到空襲。這種天氣起碼要一連三天，可這種天氣實在難找啊！

盟軍氣象人員為這一天作了長年的準備。所有的氣象臺都在緊張工作，所有的學者都在日夜攻鑽，所有的大西洋和法國的天氣資料都被翻過了。一年之中只有在三個月裡才能找到這種用黃金和生命都無法換來的天氣，它們是5月、6月和7月。

根據厚得像山一樣的氣象統計資料分析，5月份出現這種天氣的機率是二十四分之一，7月份是三十三分之一，6月份是十三分之一，艾森豪威爾選中了6月。

從太陽曆和太陰曆算，滿潮那天登陸最理想，潮水使船舶能越過水中障礙物。6月5日正是陰曆十五，滿月的引力將把潮水拉向高潮線。

為了6月5日這一天，盟軍最高統帥部成立了氣象委員會。它由美國空軍天氣中心、英國空軍天氣中心和英國海軍天氣中心組成。三大單位選派最得力的精幹人員組成預報核心班子，使用閉路電話交換中心聯結，他們直接向艾森豪威爾的參謀部首席氣象軍官、海司參謀部首席氣象軍官彙報。所有的氣象專家都聽命於一個最高的氣象權威，他身高6英尺2英寸，是氣象界的愛因斯坦、戴維和法拉第，是氣象權威中的權威。他就是皇家空軍上校斯塔克博士。他將用自己的全部智慧保證D日的成功，也就是保證歐洲的解放。

但是，設在法國巴黎的德國西線空軍氣象中心也算出了D日在6月5日，他們並不比海峽對岸的同行們蠢笨。

6　月5日那一天到了。西風像瘋魔似的狂嘯，滔天巨浪打在猶他灘、奧馬哈灘、黃金灘、丘諾灘和寶劍灘灘頭的沙石、懸崖和斷巖上。激揚的水霧升彌天際，托住黑鍋一樣的碎雨雲，兇猛的雨鞭抽打著茫茫的海岸、叢林、運河、碉堡，把一切都吞噬進它水汽騰騰的大腹中。海面被翻攪得像怒氣沖天的火山口，任何船舶只要敢於航行，都會被它掀個底兒朝天。

但這確實就是6月5日，原定計劃中的D日。所有的部隊都登上了LST和LSD（即登陸艇和船塢登陸艇），坦克蹲在坦克登陸艇的陰暗鐵艙中，兩棲坦克吊在LSD的掛架下，火箭彈填入了發射管，飛行員蓋好了座艙蓋，艦隊已經出海，碗口巨炮對準了法國海岸，傘兵在機艙中吸菸，軍官在看著手錶。

一切都猶如箭在弦上，只要艾森豪威爾一聲令下，就會殺向諾曼底，點亮歐洲解放的火炬。但艾森豪威爾沒有下命令，他不能隨便讓百萬大軍去冒這麼大的風險。氣象條件實在惡劣，斯塔克上校不同意，是他抓住了即將離弦的箭。

5　月底，由於阿左利斯海上的高壓已經顯著減弱，6月1日的拂曉，天已經變了。斯塔克報告：〃雖然尚可樂觀，但天氣有轉壞的危險。〃2日，艾森豪威爾在樸次茅斯的海軍會議上問他，斯塔克又說：〃天氣情況並不適合我們所希望的條件。整個天氣形勢和發展情況不易判定。風力似乎還有利，但云量方面一點把握也沒有。〃

〃6月6日和7日的天氣怎樣？〃艾森豪威爾焦灼不安，他必須為150萬三軍將士和歐洲解放負責。

〃不比3日和4日更壞，風還是可以，但云量仍然不好。〃他平靜地說，似乎沒有想到政治家、軍事家都是那樣的急不可耐。

將軍們嚷起來，他們不能再等待了。斯塔克要求退席，他說：

〃我還要繼續研究一下天氣圖。〃

等高大的學者走了以後，一位掛滿勳章的將軍憤憤地朝著他的背影說道：

〃6英尺2英寸高的斯塔克，卻有6英尺1英寸都代表著陰晦的天氣。〃

〃他比我們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