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第二，緊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會是一種獨裁製度。第三，在民族情緒沒有減低以前，國家的權力一定是無所不包的——即極權國家。”而在一黨獨裁和一人獨裁之間，錢氏傾向於選擇前者，理由是：“因為一黨的獨裁不發生繼承的困難，而一人的獨裁則獨裁者的死亡易發生重大的變動。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在黨內獨裁之下，即發生繼承問題，也不至如在一人獨裁製之下那樣嚴重的。”錢氏還說，“大家對於獨裁也不必一味害怕”，獨裁不見得比不上民主政治，雖然獨裁會嚴厲剝奪許一些人的自由，“如蘇俄之於資本家，德國之於猶太人，然它們之能為大多數人謀福利則是不容否認的事實”——換言之，錢端升認可那種以自由換福利的獨裁模式。對於未來的中國應該採取何種政治制度，錢氏說得很明確，他呼喚獨裁政治，而且希望國人不要再提倡什麼民主政治了：“究竟進步黨是否有獨裁中國的可能，如果沒有，何人或何黨將為中國的獨裁者，這些是本文範圍以外之事，故不必再予推測。我所要重複說的是：中國需要生產上極敏捷的進步，而要達到這目的則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為目標的獨裁。為早使這獨裁能實現起見，我們再不要耗費精力於永不易得到、且得到了也無實力的民主政治的提倡；我們更要防止殘民以逞的獨裁之發生。”…；

在蔣廷黻錢端升等“獨裁救國論”者的文章出爐之後，“民主救國論”者的主將胡適接連寫了好幾篇文章回應。其主旨基本一致，即認為在當前的中國，既沒有**的可能（國民素質太低），也沒有**的必要（民族國家的成型並不一定需要**）。胡適之外，贊同“民主救國論”的大有人在。常燕生即宣稱“**武力統治沒有前途，應該走民主德治之路。”

與蔣廷黻、錢端升等人有所不同，常燕生更關心“既具備武力，也具備道德感召力的政治勢力”即“中心勢力”的五項原則。常氏認為：“切實說起來，中國今日國基之所以不安定，完全因為沒有象普魯士，撒丁尼亞那樣的有歷史背景的中心勢力可以憑藉，改良主義所以不能實現，也是這個原因。今日中國要談建國，要談統治，必須先從創造中心勢力入手。一箇中心勢力的造成，不是全靠武力能濟事的，所需要的是道義上的力量。一箇中心勢力應該使人民仰之如慈母，奉之如嚴師，至少也要使大家覺得彼善於此，這一層若辦不到，根本難望樹立起中心來，而武力統治的政策卻正和這個希望相反，斷難有成。”

常燕生態度鮮明地支援胡適：“我根本贊同胡適之先生‘無為政治’的意見，中國今日已經民窮財盡，人民所唯一需要的是休息，不但任何性質的內戰外戰完全與人民的希望相反，即所謂生產建設也是現時人民力量所擔負不起的。”

“中心實力派……在最初，他應該與地方實力派相約，制定幾條保障民權的**，這就是葵丘之會的盟約。盟約定後，中心實力派應該首先在自己的領土內切實實行，首先成一立民意的機關，首先做出‘尊民’的榜樣。然後昭告‘天下’，敢有蹂躪民意，遏制民權的，與天下共擊之。如果中心實力派真能這樣做去，我相信各地人民不是全無血氣的，他們一定要團結起來，仗中央的聲威，靠法律的保障，和地方實力派算賬。在地方實力派與人民的權利衝突之中，中央政府可以乘機仗義執言，逐漸削減地方割據勢力的權力，培植民權的基礎，國家的真正統一，只有在這樣民權伸張之後才能實現。武力和**的結果，只有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方實力派反得挾持民意以與所謂中央者抵抗，國家是永遠無辦法的。”

出現這樣的“民主與獨裁論戰”，對楊朔銘來說，既有些出乎意料，但也在情理之中。

作為一個民主國家，能夠出現不同的聲音，不同的觀點，才是正常的現象。

而受西方興起的法西斯主義影響的獨裁論，則隨著希特勒的去世而聲勢大減。熟知歷史的楊朔銘，對於希特勒之死給全世界帶來的巨大影響，瞭解得比任何人都清楚，因而才會說出那樣的話。

“施特拉塞爾雖然對社惠主義有認同感，但若是他掌權，德國並不一定會發生‘赤化’。”水井說道，“他和斯大林不是一路人，也許會有一定程度的合作，但不可能走到一起去。”

“但是德國和蘇聯目前在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合作卻日益緊密。”江雪瑩說道，“我聽說蘇聯人已經建立了一支坦克部隊，規模已經超過了我國。”

“這一點我們需要特別注意。”楊朔銘明白江雪瑩在提醒自己需要注意蘇聯方面的動向，點了點頭，“將來主宰陸地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