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他有商業競爭關係的民主黨官員進行敲詐勒索而已。

在水門事件發生後不久，費爾特便察覺到了這一更大的陰謀，於是他決定撥開籠罩在竊案調查之上的迷霧，並希望司法部能夠對其他違法行為的線索展開追查。正如他告訴伍德沃德的那樣：“我們不會為了證明一件竊案而進行多達一千五百次的約談。”費爾特試圖透過調查塞格雷蒂與亨特和水門竊案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絡——而非透過對其所從事的那些骯髒把戲的調查——來為指控塞格雷蒂提供線索。但是司法部卻對聯邦調查局所提供的線索置若罔聞，並斷定塞格雷蒂的行為充其量只不過是一種“騷擾行為”或“政治行為”。費爾特的一位助手查爾斯·博爾茲在11月中旬的一份報告中寫道，助理總檢察長彼得森“完全瞭解聯邦調查局對塞格雷蒂的調查深度，也完全瞭解新近一些文章中所提出的對塞格雷蒂政治騷擾行為的指控，以及試圖增加人手協助調查的要求。但是彼得森先生表示，他認為塞格雷蒂的行為絲毫沒有違反聯邦法律，因此，聯邦調查局在此時要求對塞格雷蒂額外展開調查是毫無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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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奧康納補遺（3）

到那時為止，費爾特已經向報界透露了聯邦調查局被剝奪調查權的訊息，並已於9月份見諸報端，此外，費爾特還撰寫了多份內部備忘錄，表明聯邦調查局正受到司法部悄無聲息的阻撓。當這些措施都無法引發更大範圍的調查時，馬克斷定他只能將與之有關的細節公之於眾，讓公眾、國會、法院和媒體來關注和做出評判。而要想做到這一點，唯一的辦法就是必須對那些更為廣泛的陰謀進行深入的報道和披露。如果報道翔實準確，那麼司法部禁止進行更為深入的調查的做法就會招致嚴厲批評。

馬克知道這樣做會使他自己處於危險的境地。與伍德沃德進行密切合作，他將面臨巨大風險，使他作為報界資訊來源的身份被暴露：畢竟在所有不肯掩蓋事實真相的調查人員中，他是級別最高的官員。正如他在本章中所指出的那樣，他處於尼克松和克蘭丁斯特的視線之內。同時，他也擔心中央情報局會對調查的擴大做出什麼樣的反應。我們應該原諒“深喉”在應對此事時的低調，因為他的所作所為加大了他所要面對的風險，他個人也為此採取了力所能及的防範措施。

首先，作為一名具有豐富反諜經驗的老探員，費爾特採取了秘密的會面方式。他選擇了一個位於弗吉尼亞、與華盛頓特區僅一河之隔的停車庫作為他和伍德沃德在夜間會面的地點，並告訴伍德沃德來見面時要採用迂迴路線，以便最大限度地減少被跟蹤的危險。他還告訴伍德沃德，如果想與他見面，就把一盆鳶尾花放在他公寓陽臺的後面。而當費爾特想與他會面的時候，他會在伍德沃德訂閱的《紐約時報》的第20頁上畫一個鐘錶的圖案，指明會面的時間。

由於每天費爾特都會駕車往返於他位於弗吉尼亞的家和華盛頓特區之間，因此駕馭這一套秘密的訊號系統對於他來說並非難事。他每天都會很早起床，並自己駕車去辦公室上班，一般來說他會在早上六點到達辦公室，然後很晚才離開。在他上下班或者外出休息的路上，透過波托馬克河上兩座橋中的任何一座，他都可以繞上幾分鐘的路從伍德沃德的公寓前經過。費爾特也可以在凌晨時分來到伍德沃德的公寓大堂，從一大堆標有訂閱者房間號的《紐約時報》中找到伍德沃德所訂的那份，然後最多花上幾秒鐘的時間在上面畫上一個時鐘圖案。

他們在汽車庫的第一次長時間會面是在10月9日凌晨。在天亮之前幾個小時的會面過程中，誠如伍德沃德所描述的那樣，費爾特扮演著一個“老師”的角色，向他勾勒出一個內涵遠遠超出竊案的水門醜聞的輪廓。

儘管相對於費爾特來說伍德沃德更為年輕，但是他試圖採取的應對方式卻頗為傳統：圍繞此案刊出儘可能多的轟動性的頭條新聞。在他與伯恩斯坦合著的《總統班底》一書中，他講述了與“深喉”的爭論，他希望能夠獲知更為詳細生動的細節，並喊道：“不要再玩這種卑劣的把戲了！”但是“深喉”卻堅稱他們必須根據“我的”方式行事。對於“深喉”只願意“一點一滴”地指導他們如何冷靜地報道此案，伍德沃德在《華盛頓郵報》的同事們也曾深感困惑。而伍德沃德則很大程度上將他在新聞報道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歸功於“深喉”這種耐心細緻的行為方式。馬克·費爾特知道，而隨後伍德沃德也逐漸認識到，如果想對公眾輿論產生實實在在的影響，那麼就必須在一個長時間段內，透過揭露大量令人信服的細節，來對水門事件加以報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