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以及中國托拉斯是帝國主義經濟或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最高表現，與美國托拉斯間接透過國會、操縱選舉不相比，中國財團不僅僅間接透過國會控制著政府，甚至於某一種程度上而言，中國托拉斯直接主管著這個新興帝國主義國家。與美國家族式財團不同，中國財團儘管帶有鮮明地區特色，但其不論籍貫，凡是以西北、天津、上海、武漢、廣州作為活動中心的金融業者和實業家，以及在財界、政界有實力的人物悉數概稱財團成員，而其中的中心勢力，是本地的財界與政界的實力人物，由各地總商會為基礎構成財團決策層，在財團內部實行資本主義式的民主決策機制……”

《烏米揚諾夫全集》第23卷，第35頁

財團！

在中國人們往往用財團去形容那些托拉斯企業，與歐美財團以家族為核心不同，中國財團是一個帶著鮮明地域特色，由數家銀行、大型公司的組成，他們從來也不是“鐵板一塊”，並非擁有統一思想和意志的實體，而是由許多相互爭奪、競爭的財團組成的利益共同體。

金融資本的集中並與工業資本日趨融合，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徵，大財團的核心是擁有資金雄厚的銀行機構，歐戰結束後，五大財團準確的來主間除西北之外的四大財團，鑑於西北財團透過金城銀行急劇擴充資本的優勢，在戰爭期間獲得豐厚利潤的四大財團內部各大型公司透過融資、收購等各種方式控制著曾向他們提供幫助的銀行機構，在共和十三年以後，中國最大的15家民營商業銀行中，有13家屬於西北、華北、華中、華東、華南五大財團。

控制商業銀行機構後，華北、華中、華東、華南四大財團如西北財團一般，透過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融合，採取控股、參股、提供貸款等金融服務，以及互派董事、經理等人事控制方式，控制著眾多工礦業、商業、運輸業的大公司，截止到共和十六年，五大財團控制了國內100家最大工礦業公司中的86家，13家最大的公路、鐵路、海運、空中運輸企業中的11家，20家最大的公用事業公司中的15家，20家最大的商業企業中的15家。

此外，五大財團還透過控股、參股等金融槓桿方式，間接地控制著這些巨大企業下屬的眾多子公司，財團控制著中國經濟，在中國幾乎每一個行業都可以看到五大財團的影子，到了共和十七，國會的國家資源委員會舉行聽證會時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基本上受五大財團所控制，五大財團一定程度上主管著這個國家經濟執行，而且財團實力仍在不斷擴大。

過去的數年國內壟斷財團的勢力不斷擴大，工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融合進一步加強。一定程度上財團的存在，令中國的企業擺脫了中國傳統家族式經營的弊端，五大地方財團內部早已經在過去的合作之中，變成藕斷絲連互相影響的金融實業聯合體，利益共同體的結成，使得財團內部對於任何一家主導公司的繼承人都是非常敏感而挑剔，這不再是某一個家族的利益，而是整個財團的利益。

為了保護自己的財富，“能人主義”開始在國內工礦企業中生下了根，各大公司經理不再實行代代相傳的世襲制，而是選賢與能，聘請掌握生產技術而又擅長經營管理的“能人”當經理，財團內部各個組成部隊的家族色彩日益淡薄。

為了獲取更大的市場份額和壟斷利潤，各個財團之間進行著激烈的競爭，競爭的領域非常廣泛，競爭的手段五花八門，包括從派遣間諜刺探商業機密，到院外遊說、操縱政府等等。大財團力圖控制、吃掉較小的財團，較小的財團為了保住地盤，有時暫時依附於大財團，有時又進行激烈的鬥爭。

大魚吃小魚從來都是世間永恆不變的自然法則，中國財團鮮明的地域特徵命名或許是其最大的特點，五大財團各自依賴著自身的基礎商業銀行、基本實業圈，而中國工業結構的構建恰恰更說明這個問題，可以說時至今日，由政府主導的三個四年經濟發展計劃，往往是在其中尋找各方可以接受的平衡點，即偏向於五大財團的利益需求。如果一來自然減少了在諸如東北、西南這樣位置不明晰、又處於各鄰近財團外圍區域的投資，而這些區域恰恰是各大財團競爭最為激烈的區域。

夜幕下的瀋陽略帶著些許燈紅酒綠之意，為東北地區與內地的交通樞紐，儘管經歷了共和八年“奉天事變”後叛軍的炮火、中央軍的轟炸之後，大半個奉天化為廢墟，但此時的瀋陽早已看不到一絲的戰火痕跡，一個全新的瀋陽城聳立在北中國的東北地區。

位於瀋陽故宮南側四周圍築著三米多高的青磚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