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市民，因此叔叔一家作為原土地的擁有者雖然不能再回到以前那樣的生活，但是作為補償也分到了同等面積的公寓套房。

雖然洛克是個失去右手的殘疾人，但好強的他不願意就這樣呆在家裡吃政府救濟，因此便在政府的安排下，進了一家郵政局做分信員，自食其力；麗佐則在家裡盡心盡力的照顧叔叔、撫育兩個孩子。

叔叔一家重回維也納後，再三要我回去和他們同住，叔叔的意思是：一方面大家本就相親相愛，一家人住在一起無可厚非；另一方面我不住學校的公寓，每月就不用交房租了，可以省下一筆可觀的金錢。

其實，我和約瑟夫的生活雖然過得並不富裕，但卻非常充實，約瑟夫又在補讀高中課程的同時，在建築工地找到了一份打零工的活，我在學校教書之餘還能幫著鄰居家的孩子補補課，補貼一些家用，因此我們兩人的薪水也足夠生活，我本不再想去打擾他們一家，但拗不過叔叔的熱情邀請和麗佐一家帶著孩子三天兩頭地來“看”我，所以我也就從學校提供的小公寓裡搬了出來，帶著已經和沃爾特差不多高的約瑟夫一起搬回叔叔家。

翠希在這一年也和叔叔他們一起回到了維也納，在離我們家不遠的小街裡找了個沿街的小房子，在沿街一面開了一扇門，重操舊業。生意雖然比起以前還不算太好，但已經隨著奧地利整個國家的經濟好轉也一點點的走上了正軌。這時的小威爾已經到了上小學的年紀，懂事的他也已經能幫他的媽媽做些活計，對翠希一家來說，他們的生活也在一步步地走出困境。

而我，除了在學校教書外，一有時間我都要去看至今還關在戰俘營裡的沃爾特，還有就是繼續打聽爺爺的訊息以及尋找維羅尼卡和施耐德先生的下落。

由於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每批戰犯所需要的時間都非常長，從調查收集犯罪資料、證據，尋找相關證人等方面入手，再經過好幾輪的審訊、辯護，再到判決罪行，執行判決，每一批戰犯的審結幾乎都要耗時好幾個月。因此關於何時審訊爺爺也就根本無法定論，我除了每次在開庭審訊新一批戰犯的時候第一時間趕去柏林等訊息外，幾乎無法得到爺爺的任何訊息。

由此受到影響的就是該如何處置納粹的軍官的政策，也因為審判戰犯未完而一直遲遲未下，當所有關押士兵的戰俘營都已經陸續遣返完戰俘後，在奧格斯堡那沿萊茵河一字排開的原本13個營地的戰俘營已經是空空蕩蕩的了，而沃爾特和所有的軍官卻依舊被關押在裡面，屈指算來，他們已經在奧格斯堡的戰俘營裡呆了整整二年了！可他們何時才能得到自由呢？

就這樣，今年沃爾特的30歲生日不得不在戰俘營裡悄然度過了，陪他過生日的，除了我就只有營房裡與他相熟的那些軍官了。由於美軍監管的比較嚴，這個生日過得慘淡之極，沒有生日蛋糕，沒有慶祝聚會，更沒有纏綿悱惻的款款柔情。

在我情真意切地懇求了好久之後，終於被我真誠打動的美國看守，額外放我進了戰俘營，在會客室那大玻璃窗外八雙眼睛的監視下，我除了說些祝福和無關痛癢的話之外，只能送上自己做的小餅乾和一個輕輕的吻，作為慶賀他30歲生日的禮物。

在中國人看來，逢十的生日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如果按照老家的規矩，是要大肆鋪張的看戲、宴請，熱熱鬧鬧地過上幾天幾夜的呢！孔聖人都說：“三十而立”，可現在，我生命中至愛的這個唯一的“而立”生日，就只能這樣簡單的度過了，無疑它成為了我的一個很大的遺憾。

一方面我對何時沃爾特才能重得自由而憂心，另一方面對於維羅尼卡的下落也是我一直牽掛著的事情。好幾次，從報社傳來疑似維羅尼卡可能出現在哪裡的訊息，我都興沖沖地趕去目的地，可卻總是掃興而歸。

其實我也一直在害怕，害怕她已經不在人世了，可我卻總也不願意去相信，中國古話說“活要見人，死要見屍”，當年赫曼的陣亡好歹也有一紙證明，如今維羅尼卡不可能就這樣憑空消失在這個世界上了吧！我相信她還活著，她一定還在這個世界的某個角落裡平平安安地活著，只要我能堅持下去，就一定能找到她的！

歐洲的情況在逐漸的變好，人民的生活也在逐步走上正軌，雖然與戰前相比還有很大差距，但是至少這裡的生活是平靜和祥和的。而令我感到揪心的是：正當世界上曾經陷入戰火的大部分國家都開始了新一輪的經濟建設之時，遠在千里之外的祖國人民，此刻卻依舊深陷在戰火的水深火熱中。

1946年6月26日，蔣委員長撕毀了曾經與共產黨定下的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