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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曾這樣評價當時的英國政府：“裝出一副基督教的偽善面孔、利用文明來投機的英國政府具有一個明顯的內部矛盾。作為帝國政府，它假裝同鴉片走私貿易毫無關係，甚至還訂立禁止這種貿易的條約。可是作為印度政府，它卻強迫孟加拉省種植鴉片……它嚴密地壟斷了這種毒品的全部生產，藉助大批官方偵探來監視一切……這個政府並不滿足於這種實際上的共謀行為，它直到現在還直接跟那些從事於毒害整個帝國的冒險營業的商人和船主合夥，分享利潤和分擔虧損。”

當然，戰爭的結果可想而知，正如當時一位英國軍官所說：“可憐的中國人要麼躺下來吸毒，要麼被屠殺，因為支援自己國家的法律而在自己的國土上被成千成百地殺死。經過1840年和1856年的兩次鴉片戰爭後，鴉片終於以‘洋藥’的名義成為合法的毒害中國人的進口商品。”

1844年，怡和洋行遷至香港。1843年，上海開埠。以怡和洋行為首的各國洋行入駐上海。1856年，上海成為外國鴉片輸入中國的集散地，也成為怡和洋行的鴉片貿易中心。直到19世紀的最後10年，上海進出口貿易中的3/4都是鴉片。

1871年，後起之“秀”沙遜洋行控制了在中國銷售的鴉片的70％，取代了怡和洋行鴉片貿易的壟斷地位。沙遜洋行1832年由猶太人大衛·沙遜創辦於印度孟買，上海新沙遜洋行則創設於1877年。沒過幾年，沙遜家族就獲得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青睞，相互之間有過好幾門婚事，透過聯姻關係建立起利益共同體。

今日上海所謂具有歷史價值的古舊西洋建築無不建立在中國人的累累白骨與惡臭的鴉片之上。1880年以後，透過鴉片貿易賺了1。4億兩白銀的沙遜洋行，開始從事上海房地產開發業務，很快就成了上海房地產的領頭羊。舊上海28幢10層以上高層建築中，沙遜洋行就佔了6幢。

英國打贏了鴉片戰爭，而中國則被劫掠一空，西方對華鴉片貿易進入了一個新的快速擴張期。早期大部分鴉片買賣均由歐洲貿易公司或商行代理，並不存在銀行之類的專業服務機構。鴉片戰爭後，商人們所需要的融資金額不斷擴大，融資結構也日趨複雜。尤其在作為英國對華鴉片貿易基地的香港，商人們迫切感到需要創辦一家在香港註冊和管理的銀行以應對急劇膨脹的對華貿易。1865年3月3日，滙豐銀行應運而生。一個月之後，即1865年4月3日，滙豐銀行上海分行也正式開門營業。

滙豐銀行初期籌集的500萬港幣資本很快被來自中國香港、上海和加爾各答的鴉片販子全數認繳。滙豐銀行臨時籌備委員會包括：英國寶順洋行；美國瓊記洋行；英國大英輪船公司；英國磕洋行；德國德忌利士洋行；德國禪臣洋行；英國太平洋行；英國費禮查洋行；英國沙遜洋行；英國公易洋行；印度廣南洋行；英國搬鳥洋行；丹麥畢記洋行；印度順章洋行。除大英輪船公司外，其他股東與經營者均為鴉片販子。

除滙豐銀行外，外國資本在華又開設了渣打銀行、有利銀行等多家銀行，均設定在香港。起初這些洋行、銀行主要是處理鴉片貿易及與其相關的金融業務，後來逐漸控制並操縱中國工業、經濟與金融的命脈，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1949年，各大洋行、銀行退出中國內地，龜縮於香港地區，形成了控制香港政治、經濟的英資金融財團。1966年，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爆發，香港受到嚴重影響。英資金融財團開始放棄在港業務，以李嘉誠、包玉剛為代表的中資金融財團迅速狙擊並奪取其資產與業務。以鴉片起家的英資財團這才開始退出東亞的舞臺。

英國“金本位制”的確立

至少從13世紀開始，一直到19世紀初，歐洲採用的都是金銀複本位制度，也就是將金銀兩種貴金屬都當成貨幣。一般日常交易用的是銀幣，大額的現金支付則用金幣。到了18世紀，任何英國或外國公民只要繳納一定的鑄幣稅，都可以將金銀塊送到英國鑄幣廠鑄造成可以流通的硬幣，這就是所謂的自由鑄幣。

然而，複本位制在最近的200年中，卻逐漸被金本位制和紙幣所替代。大部分經濟學家都認為，由於“格雷欣法則”的作用，複本位制度非常不穩定。

“格雷欣法則”由英國金融家托馬斯·格雷欣爵士於1559年提出。格雷欣是英國證券交易所建立者，還曾做過英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改革貨幣制度的首席參謀。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