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為一個偉大的目標而獻身。

一

夜深了，我關上燈，在劈啪作響的壁爐旁坐下，開啟瓶紅葡萄酒，品酒聽風聲看熊熊烈火。這是我一天最放鬆的時候。

酒文化因種族而異，一箇中國隱士和一個法國貴族對酒的看###完全不同。當酒溶入血液，陽光土壤果實統統轉換成文化密碼。比如，漢語中描述白酒的詞，如“醇厚”、“綿”，根本甭想找到對應的英文。反之亦然。我跟兩個美國酒鬼到加州的葡萄酒產酒區那帕（Napa）品酒，他們透過陽光虔誠舉杯，抿一口，搖唇鼓舌，吐掉，跟著吐出一大堆英文術語。我估摸這多半來自法文，在轉換過程中被清教徒粗野的飲食習慣簡化了。可譯不可譯，恐怕跟理性非理性有關。一般來說非理性的部分不可譯，比如酒，比如幽默。

有人把古文明分成兩大型別：“酒神型”和“日神型”。漢文化本來算“酒神型”的。夏商就是醉生夢死的朝代——“酒池肉林”。君王喝，老百姓也跟著喝，喝死算。據說那時候燈油昂貴，黑燈瞎火，不喝酒幹嘛去？後來必然敗給了一個比較清醒的國家——周。周公提出“制禮作樂”。一戒酒，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就跟著變了。

我酒量不大，但貪杯，說起來這和早年的飢餓有關。一年困難時期，我常去我家附近的酒鋪買冷盤。食品短缺，酒鋪改了規矩：賣一盤冷盤必須得搭杯啤酒。那年我十歲。至今還記得那個位於北京平安里丁字路口的小酒鋪，門窗塗成淺藍色，髒兮兮的，店裡只有兩張小桌几把方凳，玻璃櫃又高又大，擺著幾盤冷盤。我把一卷揉皺的紙幣遞上去，接過冷盤，倒進鋁飯盒，再小心翼翼端著酒杯，站在門口看過往車輛。啤酒涼颼颼的，有一股黴味。回家路上我兩腿發軟，怎麼也走不成直線。當時並沒體會到酒的好處，以為那是免於飢餓的必要代價。

頭一次喝醉是在文化革命初。我和同學們到北京周口店附近爬山，在山坳背風處露宿。那是四月夜，冷，“羅衾不耐五更寒”。睡不著，大家圍坐在月亮下，瑟瑟發抖。有人拿出兩瓶劣等葡萄酒，轉圈傳遞。我空腹喝得又猛，很快就醉了，那一醉終生難忘。山野間，暮色激盪，星星迸裂，我飄飄欲仙，豪情萬丈。我猜想，所謂革命者的激情正基於這種沉醉，欲擺脫塵世的猥瑣生命的侷限，為一個偉大的目標而獻身。

如果說沉醉是上天堂的話，爛醉就是下地獄。我爛醉的次數不多，原因是還沒等到爛醉，我先睡著了。這恐怕是一種本能的自我保護。我有自知之明，喝酒前，先勘測地形，只要有床或沙發我就放心了。

1986年春我和邵飛去內蒙，朋友帶我們到草原上作客。那裡民風淳樸，唯一的待客方式就是飲酒唱歌。輪流唱歌喝酒，唱了喝，喝了唱，直到躺下為止。蒙古包比較方便，往後一仰，就睡進大地的懷抱。醒了也賴在那兒裝死，免得又被灌倒。蒙古人實在，不會像美國警察測試酒精度，倒了就算了。我發現他們唱歌方式特別，酒精隨高頻率振盪的聲帶揮發而去，不易醉。如法炮製，我們大唱革命歌曲，驢叫似的，竟把陪酒的生產隊長給灌倒了。這在當地可算得奇恥大辱。第二天中午我們剛要出發，隊長帶來七八個壯小夥子，估摸是全隊選拔來的。他們扛著好幾箱白酒啤酒，連推帶搡，把我們湧進一家小飯館。我的幾個朋友雖是漢人，但土生土長，這陣式見多了。杯盤狼藉方顯英雄本色，雙方磕平。隊長只好作罷，揮揮手，帶眾人磕磕絆絆為我們送行。而我早就鑽進吉普車，是水平方向。

車過東勝市。市長沒鬧清我何許人，設宴招待。那小鎮地處邊疆，竟有燕窩鮑魚之美味，吃了好幾天手扒羊肉，不禁暗喜。誰知道按當地風俗，市長大人先斟滿三杯白酒，用托盤託到我跟前，逼我一飲而盡。我審時度勢，自知“量小非君子”，人家“無毒不丈夫”，這酒非喝不可，否則人家不管飯。坐陪的朋友和當地幹部眼巴巴盯著我。我心一橫，掃了一眼旁邊的沙發，連幹了三杯，頓時天旋地轉，連筷子都沒動就一頭栽進沙發。醒來，好歹趕上喝了口湯。

中國人講“敬酒不吃吃罰酒”，古已有之。“敬酒”是一種禮數，一種儀式，點到為止。“罰酒”是照死了灌，讓你在大庭廣眾之下丟人現眼。“敬酒”在京劇中還能看得到：“酒宴擺下”——其實什麼都沒有。如今只剩下“罰酒”了，這古老的懲戒如此普及，大到官商，小到平頭百姓，無一例外。說來那是門斗爭藝術，真假虛實，攻防兼備，樂也在其中了。好在猜拳行令也弘揚了中國文化。我女兒剛學說話時，就從她姥爺那兒學會了行酒令：“螃蟹一、爪八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