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希望。這實際是告誡全黨：在農村改革問題上，要有緊迫感，要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再不能裹足不前了。

小平的講話並未引起一些人的足夠重視。會後不久，中央農委機關的雜誌《農村工作通訊》，迅即按某些領導人的意圖撰寫《分田單幹必須糾正》，趕在二月刊發表。文章對安徽包產到戶大加抨擊，指責是方向、道路問題，要堅決與之鬥爭。編輯部還加發按語，責問：“包產到戶到底是集體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還是實際上倒退為分田單幹？”“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言辭尖銳，令人震驚。

為趁熱打鐵，《農村工作通訊》三月刊又發表《包產到戶是否堅持了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一文，並有計劃地刊登一些讀者言論和農村經濟“權威”人士的文章，力圖對包產到戶形成一種大批判的聲勢，抑制其繼續發展。

熟悉農村改革的知名人士吳象和新華社記者張廣友深感事態嚴重，立刻趕寫長篇文章《聯絡產量責任制好處多》，熱情讚頌包產到戶。《人民日報》負責人大為贊同並支援，在4月9日《人民日報》二版予以全文發表。這期間，《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發表了許多文章，擺事實、講道理，論述農村改革的大好形勢，有力地回擊反對者的各種言論，立刻在國內外引起廣泛關注，對推行包產到戶責任制給予了很大支援。

這是一場全國性的大爭論，新聞界在爭論，農村在爭論，各省領導也在爭論。任仲夷、池必卿、周惠、李瑞環和四川省委領導人都支援包產到戶。反對者也不乏其人，某省領導表示“寧願遲發財，也不能摔跤子”。有位省委領導甚至說：“我要保持革命晚節，堅決反對包產到戶，反對單幹！”

*對這一場大爭論極為關注，他大量閱讀有關資料，數次找萬里交談，瞭解情況。1980年4月2日，他找*、萬里、姚依林、鄧力群等談話，正式表態：“　農村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生活窮困的地區，像貴州、雲南、甘肅等省份中的這類地區，我贊成政策要放寬，使他們真正做到因地制宜，發展自己的特點。西北地區要走畜牧業的道路，種草造林，自留畜要放寬。農村要普遍鼓勵種樹，實行一人種活多少棵樹、誰種歸誰的辦法。有的地區可以搞自留山，要發展多種副業，發展漁業、養殖業……”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中央五個農村一號檔案誕生記（6）

*特別強調：政策一定要放寬，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有的可以包產到組，有的可以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政策放寬以後，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到了許多這樣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此事請萬里同志研究個意見，提到書記處討論。

*同志不愧是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他在關鍵時刻，發表如此明確、有針對性和指導性的談話，對我國農村正在進行的偉大變革，確實是個有力的支援和推動，同時也為中央制定新的紅標頭檔案指明瞭方向和思路。

四、五中全會決定進行組織調整，完善領導班子，果斷停止農業學大寨活動，萬里受命進京主管農業工作，在中央的強有力支援下，中央75號檔案幾經周折終於出臺，農村政策上開了口子，包產到戶首次獲准在中央檔案上落“戶”，但其性質和身份仍不明包產到戶儘管多遭磨難，但它在農村改革實踐中仍然頑強地爭生存、求發展，尤其深受那些長期貧困落後地區群眾的熱烈歡迎。安徽肥西縣山南區，1979年共有77�3％的生產隊包產到戶，全區小麥產量達到2010萬斤，比歷史上最高年產量增加1435萬斤，增長2倍多。鳳陽實行包產到戶後，全縣糧食總產4�4億多斤，比上年增長49％，人均收入150元，比上年增長85％。一年大包乾，就結束了鳳陽人民身背花鼓，四處行乞的歷史，創造了人間奇蹟！類似佳話，在安徽、四川等地處處都有。當時民謠說：“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

鑑於錯誤思想對全黨全國改革開放的程序影響太大，1980年2月下旬，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對中央領導班子作了適當調整，批准汪東興、紀登奎等辭去領導職務，選舉*、*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任總書記，以確保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有正確的組織路線作保證。同時，選調在農村改革中卓有成效的萬里進京，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農委主任，主管農口工作。

當時，中央農口的一些領導幹部，仍然反對包產到戶，而且態度堅決。有些省、地、縣、公社領導同樣有“方向”、“路線”之爭，說包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