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仁坤也覺得水師非常重要,並且為太平軍的水師感到頭痛。他曾想出奇制勝,焚燒太平軍的船隊。他對江忠源說,鄱陽縣的知縣沈衍慶辦事果斷,很有謀略,可以命令他率領所部一千人,準備一些船隻,在稻草裡面藏火藥,從水上襲擊太平軍。但是,這個建議沒有透過。鄧仁坤又下令將幾十艘運糧船改為炮艇,招募水兵,扼守進賢門,以保餉道的暢通。
江忠源聽了郭嵩燾的意見,大為讚許,便請郭嵩燾擬寫奏疏,請清廷下令,責成湖南、湖北和四川各造二十艘長龍快蟹戰船,操練水師,命令廣東籌款購買一千尊大炮,配備到所有戰船上。
江忠源當天就派快馬將奏摺送往京城。文宗閱後,批准照辦。湘軍水師的興起,起源就在這裡。而湘軍全靠有了水師,才有可能在後來大規模出征時,截斷江路,在湖南、湖北和江西取得一系列的勝利。
郭嵩燾提出了一個至關重要的看法,得到了包括曾國藩在內的湘軍陣營中的所有有識之士的重視。這充分表現了書生觀察問題的敏銳性。清軍與太平軍作戰已有兩年多,直到現在才有一個人明確地提出,沒有水師,就無法與太平軍抗衡。而這個人物,就是湘軍大本營的高階謀士。
郭嵩燾在1853年提出建立水師,距離1815年美國建成第一艘明輪蒸汽軍艦“德莫洛戈斯”號,已有三十八年。這艘後來改名為“富爾頓”號的輪船,排水量達到二千七百四十五噸,航速接近六節,裝有三十二門十四點五公斤的火炮。
就在江忠源防守南昌的這個夏天,美國培理艦隊的四艘戰艦,出現在日本海岸,依靠堅船利炮打破了日本人以刀劍為支柱的武士夢想。當時西方的強國還沒有造成鐵甲艦,中國人和日本人處在同一個起點上。這兩個東方國家的水戰技術雖然遠遠落後於西洋,但並非沒有可能趕上去。日本人後來急起直追,成為海上強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但是,對於1853年的南昌守軍而言,造船是遠水,救不了近火。郭嵩燾說,南昌被圍已久,造船工程不是指日可待的,眼下時間倉促,只能先造一些可以容納幾百人的巨筏,把火炮排列在筏上,與陸師一起,夾岸衝擊太平軍的船隊。
巨筏造成了,卻沒有立刻派上用場。圍攻南昌的太平軍已於9月24日撤圍,揚帆北去。直到下一年,這些巨筏才被曾國藩用來堵塞湖口。
鄧仁坤見太平軍撤走,對巡撫說:“賊寇是主動撤離,並沒有受到重創,仍然不可掉以輕心!”他極力要求大力修築城防工事,親自監修炮城和炮臺,在城牆上修建官房、營棚、軍器庫、硝磺庫、瞭望臺和了望樓,加寬和加深環城壕溝,要求寬度和深度都要達到三丈。還在壕溝邊修築炮臺,用石塊壘砌堤閘。這些工程,總共花費了十四萬多兩銀子,把防禦工事修得固若金湯。
這些工事後來為曾國藩防守南昌提供了極大的好處。不過,這些事情都與江忠源沒有關係了。
南昌解圍之後,大家把南昌的保全,歸功於江忠源。清廷賞給他二品頂戴,賜給他白玉翎管和白玉搬指。
楚軍再次揚名,湘軍初次在省外獲得了聲譽。
1853年,咸豐三年(20)
鄒漢勳和鄒漢章兩兄弟都得到了清廷的提拔。鄒漢勳升為知縣,鄒漢章升為訓導。鄒漢勳繼續跟隨江忠源征戰,鄒漢章卻離開了楚軍,到長沙投奔曾國藩去了。
江忠源受到了褒獎,處境卻在惡化。他的部隊沒有及時地得到軍餉,部屬仗著剛剛打了勝仗,索要餉銀和獎賞,引起大譁,勇健的軍士大多數散去,江忠源的兵力大大削弱。
胡以晃等人主動撤掉對南昌的包圍,北上湖口。當時石達開奉命駐紮安慶,主持西征戰事,決定分兵兩路:由石祥禎、韋志俊率軍西進,直取武漢。胡以晃和曾添養率軍固守安慶,保證天京至九江交通無阻,並經略安徽北部,策應北伐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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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3年長沙最炎熱的三個月裡,曾國藩不僅感覺到了天氣的悶熱,也感到了官場的擠迫。
駱秉章、徐有壬和陶恩培這些文官都在擠兌曾國藩。他們表面上沒說什麼,也沒做什麼。長沙的武官們則不然,他們認為曾國藩手伸得太長,介入了他們的權勢範圍,要給這位欽差大臣一點顏色看看。
7月份,曾國藩把他看好的參將塔齊布上疏推薦給文宗,同時彈劾唆使提督侮辱自己的長沙協副將清德。曾國藩說,塔齊布忠勇勤勉,可以大用。他甚至說,塔齊布將來如果作戰不力,他願意與塔齊布一起受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