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胡適今天所處的地位來看，他還不是一個過時的人，還是一個譭譽交加的新聞人物，“可笑的是亂罵胡適之的人和亂捧胡適之的人一樣，統統抓不到癢處！”“說他叛道離經則可，說他洪水猛獸則未必。甚至在某幾點上，我們還嫌他太保守、太舊式！”

李敖的這篇文章顯然比其他那些批評胡適的文章客觀公正，他沒有因為胡適有恩於己而一味吹捧，也沒有因胡適戰鬥性不強而對胡適大加抨擊，他只是想還胡適一個真面目，想為胡適在歷史上找到一個合適的地位。

但沒想到這篇文章卻引出了大是非和大麻煩，進而釀成了一場大筆仗，後來這次筆仗又分成了兩個圈圈，一個圈圈是“關於中西文化問題的論戰”，一個圈圈是關於播種者胡適的論戰，真是星星之火，頓成燎原之勢，而李敖也就在這丹火中百鍊成鋼。

《播種者胡適》發表以後，很快就有一些報刊轉載。

1月17日香港出版的《自由報》上，發表了馬五先生（即雷嘯岑，為該報社長）的《由文章談到胡適》，這是對李敖之文第一篇回應文章。馬文認為“這是一篇好文章”，“褒貶意義都有，可算是縮影的《胡適評傳》”。其他表示贊同或變相支援李敖之文的，還有香港《中國學生週報》中的若蘭、《展望》雜誌中的孟戈、臺灣《作品》雜誌中的蘇雪林、《民主中國》雜誌中的牟力非、《文星》雜誌中的王洪鉤、東方望、田尚明，此外口頭支援和書信支援的也很不少。

1．為胡適辯護（2）

當然，反對這篇文章的浪潮也席捲而來，它們的大本營即李敖所謂的“三大‘評論’”，即《政治評論》、《民主評論》和《世界評論》。這些刊物上陸續刊登了很多攻擊和謾罵李敖的文章，其中主要有任卓宣的《誰是新文化底播種者》（《政治評論》第10期，1月25日出版），鄭學稼的《小心求證《播種者胡適》的大膽假設》（　《文星》第52期，2月1日出版）。

任卓宣，即葉青，他此時正主辦《政治評論》。任在文章中把李敖當作“捧胡的人”，他說：“我看了這些話，覺得捧胡的人，頌揚得太過分了；而對於別的更有貢獻的人，真可稱為‘我們思想界的偉大領袖’，則一筆抹殺。深信很多人對於這點會感到不平。就是與《播種者胡適》同時發表的《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的作者，也對捧胡的人平常那種過分頌揚和抹殺他人的事感到不平。為了為了歷史事實，為了思想史和新文化運動史，必須有所辨正。而且我們對那些真正有貢獻的人，我們思想界的偉大領袖，要表示一點客觀的公道。”

鄭學稼則在文章中說：“胡適未曾在十年代中對思想運動吹過什麼‘風’”，因而他認為李敖的《播種者胡適》是“瞎捧”。

《超越傳統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進》與李敖的文章同期發表在《文星》上，作者是胡秋原，文中觀點與李敖文章也很不相同。

2月24日，李敖寫了《為〈播種者胡適〉翻舊賬》的答辯文章，文中說：“不幸的是，葉、鄭兩先生都不明瞭這點邏輯上的含蘊關係，都硬把我的意思解做胡適是‘惟一’的播種者，別人卻沒播過種。”接著他以大量例證，對葉、鄭二人予以反擊。此稿長兩萬餘字，引據原始資料甚多，其氣甚壯。對任、鄭二氏而言，是一記強力的還擊！

論爭在繼續。隨後任卓宣寫了《再論誰是新文化底播種者》，鄭學稼寫了〈論白話文和白話文學的運動——附答李敖先生》，而李敖卻懶得理他們了。他對自己說：“算了吧！放他們去吧！”

1962年1月26日，李敖〈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發表在2月1日　出版的〈文星〉雜誌。李敖稱自己這是在提倡“西化運動和反對提出傳統的運動”，是他“從事這種努力的一個起點。”此文的發表，將文化論戰點燃得更加如火如荼。

1962年2月25日，葉青主持的〈政治評論〉發表周若木一萬多字長文〈論中西文化問題〉，和莫辛的〈全盤西化論的提出及其評論〉，前文中稱李敖是“胡適的鸚鵡”，“一方面為‘魔鬼的辯護師’辯護，又為‘蒙古醫生’看病，可說是辯護者的辯護者、醫生的醫生，既亂捧又亂罵的雙料貨色。”後文則認為李敖的文章仍不過是“胡適之、陳序經‘全盤西化論’的翻版而已。”

1962年2月24日，胡適逝世；3月1日，〈文星〉第53期出版“追思胡適之先生專號”　，刊有胡秋原七萬多字長文〈由精神獨立到新文化之創造〉和一封“徐道鄰先生來函”；3月10日鄭學稼在〈政治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