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的窮人，而現在在英語中保留了城市窮人的涵義。此詞譯成了“無產

階級”，在毛澤東的中國，恰當地包括了貧農，這無疑是作了有益的適應。

作為外國對中國影響的過濾器的翻譯，對其漢化的作用，我們幾乎還沒有開

始研究。

第五個問題是，外國在華施加的影響主要是透過影響中國個人的行為來

實現的。一批批發揮新的社會作用的人是變革的先驅者，但是他們只是在晚

清才逐漸出現。在傳統計程車、農、工、商四種社會集團以外，這時還要加上

形形色色的成份。受過訓練的軍官團產生了學者－軍人。外國大學送回了一批

學者－知識分子，其中許多人被排斥在官方機構之外。科學訓練造就了學者－

工匠這種技術人員。同時，商人不但繼續捐官，有些官員也變成了商人－企業

家。與新聞工作者和現代型別的從政者一樣，革命者也作為一個獨特的職業

集團崛起。①總之，現代生活的專業化，拆散了舊的社會結構。專業化使得靠

經典學識而團結起來的精英集團的儒家理想成為不可信，這與美國的情況正

② 關於哲學中“內和外兩個領域”，見許華茨：《儒家思想中的幾個極端》，載戴維？S。尼維森、芮沃壽

編：《行動中的儒學》，第　54—58　頁。關於把傳統的和外國引起的行政事務分開的內和外，例如見張壽鏞

等編：《皇朝掌故彙編》，3　卷。

① 王賡武：《中國歷史中的權力、權利和責任》，第　40　屆莫理循人種學講演　1979　年（堪培拉，澳大利亞

國立大學，1979　年），第　3　—　4　頁。

① 參閱　M。巴斯蒂之文，載《劍橋中國史》，第　11　卷（即本社出版的《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第　10　章。

好大致相同，在美國，專業化已經否定了對全民實行平等主義教育的傑克遜

的理想。②

一切新作用都涉及與外國事物或國外學識打交道。買辦和中國的基督教

徒（有時是同一人）在條約口岸出現，然後是新聞工作者和海外歸國留學生，

他們都受過外國的影響。技術成了新發展的關鍵，不論軍事、工業、行政或

教育都是如此，而技術幾乎全部來自西方，即使透過日本傳來也是一樣。到

了　２０　世紀，１９１２　年談判革命和解的青年中國的領導人唐紹儀和伍廷芳都講

英語，是他們分別在康乃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和倫敦的四個法律協會學習的。③

除了注意區域性的現代專業化的社會作用外，由於國際交往的擴大，這時

還可見到多種多樣的外國樣板和促進力量。現代性本身是很多樣化的，這時

以迥然不同的民族形式傳到了中國。１９　世紀的中國已經受到英、美、法、俄

的愛國海軍軍官和外交官員、有衝勁的自以為公正善良的傳教士和一心一意

追求物質利潤的商人這些榜樣的影響，但這些人都沒有超出西方這一種文明

的範圍。這時，場景大大地擴大了。武士道的前武士階級的理想，被蔣介石

那樣的年輕愛國者在日本計程車官學校揀了起來。俄國民粹主義對民眾的關心

激勵了像李大釗那樣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泰戈爾帶來了他的神秘統一的印

度啟示，雖然接受的人很少。在太虛和尚的倡導下，佛教的振興得到了推動。

婦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運動，促成了與史密斯學院和其他姐妹學院的接觸。美

國的新詩運動、作為全球交流工具的世界語在歐洲的流行，所有不同種類的

國外風尚和震撼人心的事物，都在中國的新型城市知識分子和有事業的人中

引起了波動。隨之而來的價值觀念和道德標準的變動、自我形象的趨於模糊，

使得中國舞臺上的這些演員在面臨兩條道路時，懷有又愛又恨的心理，也把

外國觀察家們弄糊塗了。

但是，在這種混亂狀態中，我們可以認清第六個問題，即中國人不論以

中國的語言或以他們的行為對外國刺激因素作出反應時，不得不以中國的因

素形成他們的現代方式，這些新的或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