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博士的財政問題是嚴重的。基本上有三種收入來源——捐獻、借款和

稅收。在　１９２２　年秋季，他的黨已經向他的中國支持者籌集　５０　多萬元（上海

和香港的通貨）的捐贈和貸款，以資助他收復廣州。現在已難以再籌措經費。

１９２３　年春季，他試圖與香港商人談判一筆　６００　萬元的貸款，與廣州商會談判

一筆　１００　萬元的貸款，但都沒有成功。他還希望向英國工、商界借一大筆特

許權貸款，但是他所處的危急的軍事地位，也使此事不可能進行下去。為了

使他根據地的稅收潛力成為現實，他的行政機器必須置於他自己任命的人的

控制之下。

孫的政府組織分成三級——大元帥大本營（有如一個全國性的政府）、

省政府和廣州市政府，而市政府最有實力。廣州是一個富饒的城市。它有一

個在孫博士的　３１　歲兒子孫科領導下的比較有效率的政府。孫科在快到　２　月底

時擔任了市長之職。廣州市還有一支高質量的警察隊伍，孫博士任命他的一

個老同事吳鐵城為廣州的公安委員。孫市長和他的六名受過西方教育的委

員，在以後的幾個月中推動了廣州的現代化，還使該市成為提供軍費的主要

來源。

根據　１９２３　年的官方市政報告，廣州市除了城市的事業費外，還向大元帥

大本營提供了　６００　多萬元（廣州通貨），用於軍事給養。對比之下，省的歲

入卻比前一年減少了將近　９００　萬元，因為省財政局只能向省內的部分地區徵

稅。孫博士奪得了地方鹽稅的控制權，使他從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至　１２　月淨得了近

３００　萬元，雖然這種外國人管理的鹽務稅應由北京政府的稽核分所徵收，以

償還　１９１３　年簽訂的一筆外債。有利害關係的列強提出了抗議，但沒有阻止這

種“挪用行為”，不過，當孫博士在年底威脅要奪取最穩定的財源——廣州

② 這一探討以及以下幾段的內容是根據韋慕庭的《創始一個革命根據地的問題：孫逸仙在廣州，1923　年》，

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1974　年　12　月），第　665—727　頁。

海關征收的關稅——時，它們為了阻止這個行動，使用武力進行了干涉。

這是一幅財政危機的景象，孫逸仙的政府與軍人爭奪徵稅權，二者都給

民眾加上了沉重的負擔。可是在孫逸仙回廣州後的八個月的時期內，南方政

府逐漸增加了它的生存所必需的收入，並且擴大了它的地區根據地。

國民黨從其前身（由孫逸仙組織和領導的幾個革命政黨）算起，已經有

近　３０　年的歷史。在上海的中央黨部有五個機構和一小批從事籌款和宣傳的人

員。在　１９２３　年，除了廣州外，在其他城市顯然沒有活動的分支機構。黨員的

總人數不詳，因為廣東省幾個地方分支機構的記錄，由於陳炯明　１９２２　年　６

月的叛亂已經散失。總之，黨員的數字是靠不住的，因為孫博士的做法是對

諸如軍隊、工會和學生組織的整個組織進行登記，宣稱其中的人就是黨員。

可是，黨仍具有一種產生全國性影響的潛力，因為它有一批有經驗的領

袖，並有反滿、反對袁世凱、譴責外國特權和主張行政改革的聲譽。領袖們

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許多人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有的人在清帝國政權中

當過官。有的人得到了歐美大學的學位，許多人在日本的學院和軍事學校學

習過。這些領袖此時大部分已屆中年，他們在國外時建立了友誼，曾以不同

形式策劃推翻政府的行動，籌措和分發革命經費，偷運武器，在部隊中進行

宣傳，與下層的秘密會社一起活動，參加議會鬥爭，辦學術和政治刊物，在

學院中教書，組織工會，指揮軍隊，治理省份，以及進行工商業活動。他們

來自中國所有的地區，各有其地方紐帶，雖然其中大部分人來自廣東和長江

流域的幾個省。他們與中國社會的傳統成分及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