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的全球經濟體系是在冷戰時期打造的，其目的是要吸引這30億人走市場經濟道路，但是當時沒有人真正期望他們會投身市場經濟，也沒有人想到他們走市場經濟道路意味著什麼。雖然這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會給每個人帶來潛在的好處，但它也可能帶來嚴重的挑戰。因為它到來的時機正值國際經濟結構出現嚴重問題之際，加上美國人的自我放縱，亞洲人的重商主義對這一全球化的過分看重而使得這一體系變得很脆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冷戰的勝利者對取得勝利後的準備還不如失敗者對遭到失敗後的準備充分。因此，如果對新一波全球化浪潮的影響處理不當，極可能導致整個全球經濟體系的全面崩潰。

總不能把雪搬到印度去（1）

２００３年冬天，我的大兒子查米讓我首次見識到這批新的市場經濟衝浪者所釋放出來的強大力量，以及他們可能如何與舊經濟體系和結構互動。當時我們正在加利福尼亞州塔霍湖的北面滑雪，他家就住在那裡。在上山的纜車上，他問我是否願意與他共同投資當地的一家剷雪公司。

“什麼樣的剷雪公司？”我有點驚奇地問道，因為我兒子是一位高層軟體開發人員。

“噢，這是一家剷雪公司，在下雪天它負責清除這一地區的賓館和度假村周圍的停車場和道路上的積雪，這裡在當年１１月到第二年５月期間經常下雪。”

“你到底想幹什麼？”我大聲嚷道，“怎麼幹起剷雪的營生來了？”

“老爸，”他回答說，“他們總不能把雪也轉移到印度去吧。”

足足有一分鐘我才回過神來。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想過我兒子竟然擔心自己的前程會受到來自印度或別的地方的威脅。當初，正是我建議他進入電腦科學的，深信這個領域會讓他發揮自己的才幹。當我問他是不是工作遇到了困難時，他躊躇了一下說道：“業務外包”的確是一種新的經營思路。

他說：“您永遠不會相信，某些不懂科技但又極力想在高管面前露一手的MBA的高才生，說不定哪一天會決定將整個運營部門轉移到印度或其他國家去。”

我兒子繼續解釋說，所有大型顧問和服務公司，如畢博管理諮詢公司（Bearing　Point）、國承商用機器公司（國際商用機器公司）、德勤諮詢與顧問公司（Deloitte）等每天不斷向公司高管們遊說，告訴他們如果將業務外包到印度去將會節省多少成本。

在詢問了剷雪公司的財務狀況並同意投資少量美元以後，我決定在未來四周內計劃訪問的亞洲國家名單中加上印度（20年前我曾去過那裡）。

在我亞洲之行的第一站——東京，我們討論的中心問題幾乎全是中國，人們談話的口氣有點像患了精神分裂症似的。若干年以前，當中國人從日本人手中接過鋼鐵、機械和電子元件的生產時，日本人便擔心有朝一日被“掏空”的危險，如今他們在談起中國時認為這是一種機遇。他們談到中國時甚至認為中國可能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發動機。談到日本時他們認為日本應當把中國擺在美國的前面。他們對日本的公司和國家的戰略很自豪，因為他們保持了強大的製造基地，可以對快速發展的中國進行大量投資，而不像美國，它沒有什麼可出售的。然而在幾杯美酒下肚之後，他們便在平靜的對話中口吐真言：日本公司和政府領導人都想知道，在未來日本如何才能與中國競爭。

在北京和上海，我再一次為中國持續現代化的速度所震撼，過去20年當中我每次訪問中國都有這種感覺。離開中國6個月後，再返回來時就認不出原來的地方了。我從機場搭乘上海最新的磁懸浮列車，12分鐘便到了市區。在車上，我不禁在想，如果美國能出現類似的事情該有多好啊。在以後的幾天當中，當我穿梭訪問上海的工廠、政府辦公室、　顧問公司和智庫時，頭腦中的這種想法一直揮之不去。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中國是世界低價商品製造的首選地，然而我在訪問中的所見所聞表明，中國正在迅速成為高技術生產，甚至研究開發的世界首選地。

我在北京拜訪摩托羅拉公司的幾位老朋友時，更加深了這一印象。20世紀80年代，當美國的貿易赤字開始上升時，摩托羅拉率先主張在美國繼續高技術的生產，透過企業與政府的合作計劃來加強美國的高技術競爭力。現在，摩托羅拉的人卻告訴我，該公司已經將它的製造和研究開發業的大部分轉移到了中國。

我飛到新加坡，在那裡他們安排我將會見該國的開國元勳和政府資政李光耀。我認識李先生，是他預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