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楊被捕後的第二天（還沒被起訴），柏楊的40年老友、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假基督徒黎世芬，就強迫艾玫辭職。很快的，艾玫發現黎世芬不是一個，而是許多個，原來所謂幾十年的老友，都一個個躲開了，除了海外的孫觀漢和島上的屠申虹和柏楊新友李敖外，大家都識時務者為俊傑了……

“和柏楊朋友一場，有兩點他幫我的，雖事情不大，我仍感念。第一是我1967年同湯炎光、屠申虹辦《文風》雜誌，簽約時他惠予見證。第二是1972年2月20日，我自警總保安處移送軍法處，即從臺北博愛路移送景美秀朗橋下。第二天，看守所同意我可以用書面形式向看守所圖書室申請借書證，同房的袁耀權也同時申請，可是晚上書來的時候，卻只有我申請的先發下，借書證上登記的筆跡，一看就是柏楊的，同時還為我選了一本書　—　雷馬克的《生命的光輝》，是以德國集中營為背景的一部小說，在苦難中讀了，令人鼓舞。我很感謝柏楊給我這次無聲的優先服務，我至今不能忘記。那時柏楊正在做全所圖書室主管，是‘外役區’的肥缺，白天可以自由活動，如果想辦法的話，也有機會照顧到我們這些整天在‘押區’的難友，可是我始終沒有得到他的任何照顧。”

自述：良師殷海光（1）

良師殷海光

李敖在臺灣大學讀書的時候，有幸結識殷海光。那時的殷海光就是李敖景慕的學界泰斗，我們會從李敖的自述中發現他為人忠義的一面。

李敖說：“雷震雖然辦《自由中國》，但是這雜誌真正的靈魂人物是殷海光。殷海光是臺大哲學系教授。我的文章發表後，張灝跑來找我說：‘殷海光看了你的文章，想見見你。’張灝在歷史系比我高兩班，我認為他才氣很弱，他是殷海光及門弟子的前期人物，同殷海光關係不錯，……當時都是張灝型的，整天只會看洋書、談方法學，但他們的知識基礎太窄，貨太少，所以充其量只會搭鋼筋，沒有水泥。殷海光自己也水泥不多，但他在大陸見多識廣、文筆又好，所以能彌補不少‘水泥缺貨’，他的及門弟子卻比他差得太遠、太遠。這種情形殷海光自己是心裡有數的，但他的及門弟子心裡無數，所以他們在臺大頗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毛病，以優異學生自居。我在臺大，乍看起來，不是用功的學生，因為很多大學生唸的書，我早在小學中學時候就唸過了。在知識上，我是早慧的、早熟的。到臺大後，我穿著長袍，整天搞‘大學生同居’，形式上，我是有點‘安事詩書’、‘束書不觀’的。我不上課，不抄筆記，也不買老師的賬，尤其是我看不起的老師。我在臺大既如此特立獨行，自然被側目而視，只會皮相之見的人，當然只會從皮相看我這個‘長袍怪’，而不知道我有‘一飛沖天’的真本領。所以在臺大的我，只是‘不露文章世已驚’的我，只是部分的我。但這種真相，只有我知道。‘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在臺大池中，我被看作一條怪泥鰍，一條大泥鰍，畢業兩年後，我退伍回來，我就證明給每一個人看：你們全錯了，我是一條蛟龍！

“先一代的蛟龍人物，陷在這個島上的，我看來看去，只有兩個人夠格：一個是胡適，一個就是殷海光。我大學時代，胡適已經老憊，蛟龍氣質，已經像丁尼生筆下的《荷馬史詩》英雄，無復五四時代的風光；殷海光則如日中天，《自由中國》是1949年冬天創刊的，到1960年冬天停刊，前後11年，殷海光在這11年間，真是蛟龍得水；而這11年，又正是我的中學時代、大學時代，我進臺大的時候，正是殷海光最紅的時候，也正是《自由中國》最紅的時候，他的蛟龍氣質，自然使我佩服，他託張灝約我去看他，我自然很願意。

“約會定在下午，在殷海光家裡，我如約前往。開門的是殷海光，他給我的印象可真糟：又瘦又小的身材，又蹭又蹬的跛腳，粗糙的雙手，雜灰的頭髮，風霜的臉，兩隻對稱不佳的小眼睛，從三角眼皮下不友善地瞪著你。他的頭與四肢，聯合得很生硬，他緊閉嘴唇，作顧盼自雄狀。真是作狀，因為他的造型，實在極少雄的條件，但他硬要誠於中形於外，結果好像他外在的瘦小，快被他內在的偉大繃裂了似的，看起來真教我難受。‘他為什麼這麼做作？這麼緊張？羅素的信徒不該這樣啊！’我心裡這樣想。‘他完全不像思想家、不像哲學家、不像大學教授，他倒像是北門郵局門口賣春宮畫的，當然賣春宮畫的不會顧盼自雄。’我這樣想，的確心裡犯了大不敬之罪，可是我怎麼也忍不住這樣想，我真的從心裡對他抱歉。更糟的是，從他背後又鑽出一條毛茸茸的東西—一條大狼犬。這條狼犬，殷海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