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的反應，那就沒有官員們理性了。《記者》（The　Reporter）雜誌的一篇社論，寫得文情並茂，足資反映當時的美國民情。部分摘錄如下：

“蔣說‘五二四’事件是群眾自然的反應。蔣經國說：‘少數人情緒衝動，對劉自然案判決不滿而已。’易言之，那是種莫名因素中的無以言狀的情緒，使得暴民們有系統地，將一個友邦使館的傢俱、汽車、密碼機和公文櫃搗毀，而這個國家，正是臺灣唯一的支持者，且不提汙辱我們國旗那回事了。

就這個方式的情緒爆發，‘五二四’事件，實乃精心策劃。一連好幾天，國民政府控制的報紙，即圍著軍法審判的事，大事煽動。暴民領袖帶著工具去開啟使館的保密箱，明顯地計算到，有充裕的時間，完成任務。

如一位有經驗的觀察家所說：‘沒有人幕後指示，中國人不會瘋狂地為一個死者大張旗鼓，中國的人命太不值錢了，這是中國人的性格。’那麼是誰，或者哪個政治團體發動這樣的進攻呢？目下是個謎，但很明白的，那是個有力人士。赫斯特報系和約翰·歐·唐諾（Jonh　Q'　Donnel）是主張臺灣為遠東堡壘的死硬派，已經宣佈，那是共黨地下工作人員的傑出表演，如果，紅色間謀如此橫行，我們遠東的堡壘還安全嗎？

據其它方面的訊息，這個策劃人是國民黨內的極端派（extreme　persuasion我們要問，當暴民們侵佔美國使館之際，蔣和他的繼承人在幹什麼？除了負責臺灣的特務工作，經國還掌握著青年救國團，何況他自己在蘇、聯受了十二年的訓練。

在臺灣，美國還有什麼可依靠呢？父子靠不住，我們拿錢裝備的陸海空軍，不願意站到我們這一邊，更免談拿我們七億七千萬經政援助的民眾了，他們僅看著星條旗平白被扯下。”＇25＇《國家》雜誌批評得更露骨。社論說：

“我們並不奇怪，臺灣先說‘五二四’是共黨煽動的結果，且很快會找到證據，很快又改變語氣，說是自然的、不幸的驟然憤怒（　flare…up）。

很明顯，這是有組織的，如果不是蔣（介石），我們決難想象，這種海盜式的行為，會危害到他自己的戰利品，那末再無別的因素了，除非蔣的助手們希望臺灣解放，透過不流血政變，讓蔣乘美國軍艦逃到夏威夷去和他的好友雷德福等會合。

華盛頓應該知道我們自一九四九年以來所遵循的外交政策，已經破產了。果真總統先生如傳說中那麼憤怒，美國外交政策，還不從中國遊說團手裡解放出來嗎？”＇26＇

埃德蒙·克拉布（O，Edmond　Cluhb），曾駐華十八年的外交官，以《夢幻的破落》為題，予以抨擊。他說：

“我們要求賠償，那不是從我們自己的口袋掏出來的嗎？我們應該檢討我們的‘臺灣政策’了。下列難題，勢必被迫找到答案：

（1）　利用國民黨對付共產黨的策略，是否已到嚴重的關頭？

（2）　失去中國，難道我們又受到‘失去臺灣’的鹹脅嗎？

（3）我們的對臺政策又遭到挫折嗎？”

克拉布又說：

“自我欺騙，是我們對臺政策一貫的支柱，那種方法，已經失靈。因為，我們終於不再受騙。現在，我們能把問題看得非常清楚。如何解決臺灣的將來，和調整我們和中國的關係，將是我們當前的課題。現在，我們瞭解甚至我們的盟友並不接受我們的教條．我們將被迫在臺灣問題上，和日本、印度、英國持相同的看法。最近臺北發生的事強調一個冷酷的事實：我們在臺灣的特殊地位，已為時無多。”＇27＇

美國的輿論走向，客觀地說，是一邊倒的，是大國沙文主義式的苛刻指責，它們只知道盛氣凌人，片面強調美國的法律尊嚴，而疏忽了“中國人的反應”。唯獨殷海光教授《雷諾事件的檢討與建議》一文，哲理與事實兼顧，公正與客觀並重。下面一段話，最發人深省。

“近若干年來，許多有醒覺的中國人對美國一直寄予嚮往之情。他們把美國看作自由、民主、公平、正義之象徵。這些中國人把美國估計得很高。他們熱心地期待美國領導。雷案發生之初，大家本乎這些信念，沉默地期待公正的裁判。大家都認為‘美國人不會不公正的’。萬想不到裁判的結果竟是殺人者無罪。多麼令人失望！等到不滿之情釀成騷亂事件以後，他們所看得見的只是森嚴的外交面孔。對乾雷案之曲直，反而擱置一旁，亦若無足輕重。這使他們發生疑問：美國的公平在哪裡？‘天下烏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