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挖野菜，像當年我們在長征過雪山草地時那樣。我不信會絕命我千軍萬馬於這荒原之上！不是聽說有單位的同志一天上草原挖了一百多斤野菜嗎？這就能吃幾天，我看這就是出路！”

康世恩說得更具體：“眼下最現實的度荒辦法，就是大挖野菜。每人每天吃３斤野菜，當命令執行。同時，到外地去捕魚，採松子。每天實行‘兩稀一干’：早、晚吃稀飯、野菜湯，中午吃一頓野菜加糧食做的菜糰子。”這話從一個石油專家和會戰總指揮嘴裡說出來的，讓人感到心酸和嚴峻。

捕魚的人後來最遠的到過最北端的黑龍江，採松子的到過大興安嶺。至於挖野菜的嘛，那麼大的松遼草原上如果再挖不到，其它地方肯定也不會有了。

張文彬佈置得更細緻：“各個施工單位，要包片包地出去挖野菜，儘量多挖。如果本單位吃不完，必須把數量彙報上來，我們再進行統一調配。每個機關幹部除工作外，必須每天挖三斤以上野菜。野菜主要挖車前子、野韭菜、黃花菜等。各食堂在進行野菜和食品製作上，應採取將野菜摻入小米和其他雜糧裡，做成糊糊或菜餅子，平均每人一天吃１�１斤。這樣每天每人可以節省２兩糧食……”

《部長與國家》第六章（13）

餘秋裡後來回憶說：“當時聽了他們說這些話時，我心裡沉甸甸的，可除了這，我還能說什麼呢？”

正如康世恩所言，無論吃野菜怎麼樣，而當時大挖野菜是惟一能幫助幾萬會戰將士們度過困難的最佳出路。有趣的是，在“大挖野菜”的群眾性抗飢餓鬥爭中，還出了不少現在的人覺得很可笑的事，其中之一有則“野菜司令”的任命。

當時在會戰前線的黨委書記、副書記們都擔起了抓生活的重任，什麼“打獵隊隊長”、“打魚隊隊長”，有名份有任免，正規得很。採油指揮部黨委副書記李光明因為有一天從泰康鎮返回薩爾圖的路上，經銀浪以西的草原時突然發現了一片黃花地，其面積之大，簡直能用“一望無邊”來形容。“好訊息嘛！老李，我跟餘、康部長招呼了，就任命你為‘野菜司令’

，你帶上三百個人，好好幹它一仗！”正在為上哪兒“大挖野菜”發愁的張文彬拍拍李光明的肩膀，一個口頭任命就落到了這位採油指揮部黨委副書記身上。李光明接受任務後立即著手組建“野菜部隊”，並且按每二三十個人為一箇中隊及一人一天一百斤的任務，自帶糧食和行李，雄糾糾氣昂昂地整隊出發。駐紮在大草原上的“野菜部隊”完全是軍事化的正規行動，他們採取的也是非常專業的“陣地戰”法則……幾百人排成一線，目標是生長茂盛的野菜腹地。只是武器顯得低劣和簡單，或麻袋，或乾脆是身上脫下的衣服，不過這對收拾野菜之類這樣的敵人，此類武器足矣。“戰況”煞是好看：長長的隊伍，在遼寬而平展的草灘上不停地向前蠕動，如蠶食桑，所經之處，原為一片金黃色花地，轉眼變青變綠……五月裡來好風光，遍地黃花分外香；摘來黃花保會戰，吃飽肚子打井忙……歌聲、笑聲盪漾在大草原上，這是那個困難歲月少有的一景。李光明的“野菜司令”雖然僅當了一個星期，他的“野菜部隊”也在完成那片十萬斤的黃花采摘任務後解散了，但李光明的“野菜司令”被人叫了一輩子……這也是他一生中引以為自豪的唯一一次有過“司令”頭銜的正式稱謂。

野菜……特別是用黃花菜充飢，天天吃令人嘔吐難嚥。尤其是這些餓急了的人一到黃花菜地後，就拔得鮮菜，往水泡子裡洗洗，便架起鐵鍋點起火，狼吞虎嚥吃一餐煮鮮黃花。那黃花是不宜鮮吃的，結果吃得許多同志又拉又吐，幾日不得舒服。雖然指揮部頒了有言在先的“吃野菜注意事項”，但無法制止餓極了的會戰職工擅自行為。

黃花菜現今是一樣稀貴的菜餚。可是我在大慶採訪時上一些年齡的人都一聽“黃花菜”三個字，便會食慾銳減。“當年我們吃怕了。”他們如此說。

“大挖野菜”渡困難只是餘秋裡和他同事們的一招。

第二招是食堂伙食上搞名堂。

這是餘秋裡的拿手好戲。有一天他上一個職工食堂細察伙食情況，見有位師傅烙的玉米餅又脆又香，而且同樣的份量餅比別人烙的大。

“好嘛，我要讓全會戰食堂推廣你的手藝。”餘秋裡高興地挽起右胳膊，跟著那“大廚”在爐前忙碌了半天。當他認為這種野菜玉米餅確實具有“增量增效增耐飢”的“三增”後，立即找來張文彬，讓他推廣到各個單位。

一時間，會戰各單位掀起了一場“糧食增量大比賽”的活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