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講座，廈大母校居然將我視為廈大人的驕傲，這種稱譽讓我至今仍如坐針氈，坐立不安。

世墨兄熱心聯絡之下，也有機會和振典兄再度相遇，當晚，在同屬於初一年段的陳少華同學家中，和李永裕校長、彭一萬老師以及鄭啟伍、吳德豐等校友聚會，是夜大醉方歸。

年過半百的我，難於抑制因回想起八年下鄉武平艱苦歲月諸多往事的傷感，藉著酒意，竟不顧禮儀，大放悲聲，所有在座的師長和校友亦陪我神傷黯然。這種失態，是深藏於潛意識的歷史記憶的甦醒，也是對歲月坎坷驀然回首的傷痛。事後，莊振典大哥和鄭啟伍兄亦囑我務必為雙十校友總會即將出版的《感悟雙十》一書撰寫一篇文章，以抒發胸中塊壘以及長年潛藏在心的喜怒哀樂，或許也可以試作為精神的療傷止痛和情緒撫慰。

返回香港之後，鄭啟伍兄再度致函敦促，雖然我並不是十分喜歡回憶往事，但這次稿約看來是無法推託的。尤其是仔細拜讀了廈門老三屆知青合作編撰的《告訴後代——廈門老三屆知青人生紀實》之後，我對我的同齡人和夥伴們，如此執著追尋逝去的歲月的青春年華，以及如此眷戀那一段無法從人生記憶中抹去的記憶驚歎不已。可以說，在中國大陸的任何一個角落，很少能夠看到像廈門老三屆知青這樣的群體，是如此執著于堅持用筆和心，用各種可以藉助的追憶手段，試圖去告訴他們的後代，他們的父母輩曾經走過的路；但我也注意到一個不為外人察覺的現象，就是我們多數同輩人在告訴後代的同時，似乎總是願意告訴他們當年最美好的一面，或者是最不至於讓後代晚輩們於精神和靈魂深處感到驚嚇顫慄的那一面，這究竟是不是一種善意的迴避，或者是一種刻意的遺忘，我感到困惑，而且這一段時間裡，也一直苦苦思索，但迄今為止我仍然找不到自圓其說的答案。

其實早在若干年前，學長郭天賜兄也曾希望我能夠為老三屆知青集體編撰的回憶錄撰寫一點東西，但我曾加以婉拒，另一位學長王軍能據說多次拒絕對過往在武平農村的諸多往事試作任何的“　驀然回首”，或許是記憶中的傷痛太多太多，我能夠充分理解王軍能學長的心情；這次在無法回絕校友總會同學師長的盛情，勉為其難下筆之前，對應該如何感悟雙十，實在是徘徊再三，費盡躊躇。

之所以不願意回顧往事，是因為那一段花季少年的往事，並沒有太多的鮮花和陽光，恐怕更多的是辛酸和痛楚，歡笑或許是存在的，但在記憶的深層處早已淡忘和模糊。能夠刻骨銘心的，並不是青春期的生機勃勃，也不是初戀幻想和羞澀，那是一個情緒緊繃，思想亢奮，無法分辨是非，更多時候是盲從和愚昧，任何時候都可以作出下意識的破壞性舉措的年代，那是一個彼此仇視，怒目相視，親者痛仇者快的年代；那還是一個師生倫理道德譭譽一旦，校園裡曾經哀聲不斷，槍聲不絕，曾經滿目瘡痍，教室裡幾乎找不到完整的黑板和課桌椅的時代，我們還有一些可敬的老師和同學，在極左路線的極力摧殘下，在盲目追隨“　正確路線”下，葬送了寶貴的生命，那樣的記憶又將如何感悟，如何回首，如何將真相如實告訴我們的後代呢？

告訴我們的後代，應該告訴他們真實。告訴他我們記憶中任何一塊碎片，無論是痛苦還是歡樂，無論是眼淚還是笑聲。

母校雙十中學的校名，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因以和辛亥革命齊名的雙十而享譽於八閩大地，乃至聲名遠播港澳臺和東南亞地區。即使在新中國建立以來的三十多年間，雙十中學並沒有受到任何政治上的困擾。六十年代以來，大陸政治氣候驟然而緊，雙十中學的校名從雙十改為八中，經過十年浩劫之後，再撥亂反正恢復原有的雙十校名，這段跌宕起伏的歷史唯物主義坎坷，就是那個精神錯亂年代的縮影，也是雙十八十五年曆史最為恥辱的一頁。

作為雙十中學老三屆最年輕的一屆（68屆），年紀最小的一個班（初一七班），我們的感悟和記憶顯然是微不足道。因為我們1965年夏天進入學校時，李永裕校長已“　靠邊站”，四清工作隊是學校當時的“　大哥大”。1965年暑期的八中氣氛格外壓抑，但是這種壓抑我們當時並無法直接感受到，在和平樓樓下的教師裡，看到朱植梅校長雙鬢花白的華髮，文靜瘦弱的身軀，班主任兼英文老師潘明貴老師的朝氣風發，語文老師彭一萬的瀟灑倜儻，數學老師薩珍的雍容睿智，都讓所有剛剛踏入中學校門的我們，有一種初生牛犢莫名的興奮，那是一種根本還沒有長大但覺得自己已經是成年人的怡然自得。

仔細算來，我們在八中或雙十學習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