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評價，有必要把這些行為放到歷史的大環境中去觀察。比如對士族的打壓，太宗便有重修《氏族志》一事，高宗下詔嚴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至武皇大力打擊關隴豪門，三人並沒有事先商量，步調卻驚人的一致，只能說士族退出歷史舞臺已是大勢所趨，武皇不過因勢利導，沿用既定國策而已。

宰相制度的變遷也同此理，因首創群相制及“參知政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等花樣繁多的編外宰相職位的，正是大唐太宗皇帝。為了削弱相權，自太宗開始，位高權重的尚書令一職虛置，由左右僕射共同打理事務，後來更連左右僕射不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之職也失去了議政之權，只有中書省的兩名中書令和門下省的兩位侍中共4名法定宰相，其餘全是編外人員。武皇創“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也算依樣畫葫蘆，只是更進一步連中書門下兩省的正三品宰相也常年不足額，甚至出現三省俱無長官，全由“同中書門下三品”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這些編外宰相來集體議事。而到了玄宗時代，則連“同中書門下三品”都較為罕見，普遍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來代行宰相職位了。可見尊君卑臣是每代君主上臺都要施行的，不獨武皇，功過都不應該由她一個人來背。

三省六部制對專制君權的確有一定製約作用，但中國傳統政治總不肯把路封死，一面規定詔書由中書省出，門下省封駁，皇帝只有批覆的權力，一面又規定在特殊情況下皇帝可以不經中書門下直接下旨，稱之為“墨敕”。高宗扳倒長孫無忌後喜心翻倒，就曾不經中書門下自己一口氣提拔了十幾位官員上來。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武皇得以大權獨攬並非某位網友說的“制度外的成功”，而是利用了制度本身的漏洞吧。其實她以周代唐，母奪子位，說來並非全然逆天而行，也借用了孝道這頂帽子，大臣對她的服從，更多的是因為視她為李家的主婦，而非武家的女兒吧。

綜上所述，武皇的獨裁作風主要得因於她本身的性格倔強剛烈，飛揚跋扈，不憚以一己之力對抗整個官僚系統，對於太宗開創的各項政治制度表現為以利用修補為主，並沒有原則性的破壞。因此在她年老體衰精力不濟之後，臣下的意見重新得到重視，宋璟便三次退還武皇的詔書，拒絕奉命行事，武皇也無可奈何。君主的個人意志終於讓位於制度，敢於監督和制約君權再度成為人們公認的名臣標準。

然而無可否認，武皇的各項努力確實大大加強了皇權，所以有唐一代，由裴度、李德裕等名相，卻沒有曹操、司馬懿這樣足可廢立皇帝的權臣，可見唐代君權與相權之間的關係處理得還算不錯。“總權收柄，……萬機獨斷，……公卿百僚，俱職而已。”＇1＇　從時人對武皇的評價可以看出，武皇不僅對相權十分緊張，也要求百官必須承意辦事，政由己出，事必躬親，縱然憂勞天下，也不給他人一點點可乘之機。

除了尊君卑臣鞏固皇權之外，武皇還一改太宗高宗時代重中央而輕地方的弱點，大力加強中央集權，加大對地方州縣的監管力度。由武周開始，正式確定了十道巡查制度。唐太宗貞觀元年，為了監察地方州府，以山川形便將全國劃分為十道，派遣使者不定期巡視。然而貞觀十道直到武皇稱帝之前還只是一種地理區域的名稱，虛擬的巡查單位，沒有常設的行政機構和常任官員來管理。唐王朝此前派遣的巡查大使，時間不定，人數不定，並沒有嚴格地按照十道來執行自己的任務。武皇執政後開始正式派遣十道使者分春秋二季巡視全國，監察地方官吏的為巡撫使，安撫百姓撫卹賑濟的為存撫使。監察御史雖只是八品官，但奉帝命巡察地方，威勢甚大，所謂“御史出巡，不能動搖山嶽，震懾州縣，為不任職。”十道逐漸成了凌駕於州縣之上的監察區。這一舉動引起了一系列官制改革，即使職的擴充，影響極其深遠。經中宗、睿宗、玄宗等歷代改革，道由初期的虛擬監察區性質逐漸向實體行政區轉化，到唐代後期，道與方鎮合二為一，成為凌駕於州縣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機構，使者的權力也越來越大，乃至佔地為王，擁兵割據。是的，這就是最終導致唐王朝分裂瓦解的節度使與藩鎮割據的源頭。

＇1＇　《舊唐書*李昭德傳》

（未完待續）

唐代中央集權比漢代又有加強，唐代的州遠遠小於漢代的郡，刺史也沒有漢代太守可以直接任命下屬的權力，官吏任免權集中於中央的吏部，故政府用人獨重京官，地方官吏頗輕其選，一般是開國武將，或者京官不稱職者外放。軍事上，唐初實行府兵制，基本杜絕了用兵自重的可能性，關內道獨佔府兵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其餘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