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春天酒樓以及辰宇工程機械公司，馮嘯辰的態度都是原則上指導，在具體的經營上並不干預。他知道自己的長處並不在於企業管理，而是擁有穿越者的預見性，以及前一世作為一名裝備產業主管官員所擁有的大局觀。讓他具體去做某個企業的管理，反而不如那些職業經理人做得出色。

陳抒涵、楊海帆這些人也許並不算是最合格的職業經理人，但卻是馮嘯辰目前能夠找到的最合適的人選了。幸好在80年代做企業還是比較容易的，只要膽子大一些，有一點經營頭腦，不特別地“作死”，基本上都能夠成功。而陳抒涵他們，則會在這種鍛鍊之中不斷地成長起來，成為有能力在市場上搏擊風雨的商界精英。

春節過後，新的學期開始了。經過一個學期的適應，戰略所84級的碩士生們不再如上學期那樣緊張與拘束，各自的導師也分別給他們佈置了科研課題，讓他們在課程學習之外還要進行學術研究。不過，這種科研課題並不像後世那樣要求看多少外文文獻、做出什麼美侖美奐的數學模型，而是針對當前的改革實踐，做一些典型案例研究，所有的研究結果都是與現實的經濟生活息息相關的。

1985年的中國，城鄉各處都是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在1984年底的全會上，國家做出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使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進入了快車道。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要點就是放權，嚴格的計劃經濟讓位於“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大一統的中央集中管理體制讓位於“擴大地方自主權”，政府對企業由直接管理轉向間接管理，企業逐步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經濟實體。

一時間，個人、企業、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都被充分調動起來了，套一句聖人語錄，可謂是“萬類霜天競自由”。原來因為擔心政策有變而不敢有所作為的民間資本紛紛進入市場，出現了“十億人民九億商”的繁榮場面。國有企業開始了大規模的承包制改革，一大批“改革能人”粉墨登場，口號一個比一個喊得更響，改革措施一個比一個更讓人震撼。地方政府也不甘落後，在自己的地盤上呼風喚雨，大搞基本建設，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各種電視機廠、電冰箱廠、摩托車廠之類的企業如雨後春筍般拔地而起，在短短一年時間內就使宏觀經濟出現改革開放後的第一輪“經濟過熱”。

經濟實踐的多姿多彩，也帶來了理論研究的繁榮。在經濟學界，各種學術觀點競相登場，“改革研討會”一個接著一個，而幾乎每個會議都會伴隨著激烈的理論爭吵。不過，不管是持何種觀點的學者，他們的血脈中流淌的都是憂國憂民之心。他們殫精竭慮，窮經皓首，或是高舉著馬列的大旗，或是手捧著凱恩斯、薩繆爾森的原著，在反覆地推演著國家的走向。

沈榮儒作為一位中央智囊一級的經濟學家，自然受到了各個學術會議主辦方的青睞。他辦公室裡的會議邀請函堆積如山，來自於學術界老友的邀請電話接連不斷，讓他不勝其煩。特殊的身份決定了他不能隨便在學術會議上發表自己的觀點，遇到一些級別比較高的會議，他只能讓自己的助手或者學生替自己去出席，馮嘯辰這個關門弟子便充當起了導師替身的角色。

“這次會議上有什麼收穫嗎？”

每次馮嘯辰外出替沈榮儒開會回來，沈榮儒都要這樣向他了解會議的情況。這些學術會議結束之後，當然都會發一些會議簡訊以及論文集之類的資料，上面能夠反映出參會者的主要觀點。不過，沈榮儒更願意讓馮嘯辰從自己的角度給他介紹一下會議上的亮點，他已經發現，自己的這位年輕弟子有著敏銳的學術觀察力，看問題的角度也與常人有很大的不同。

“還是老生常談，計劃與市場之爭，另外就是關於價格改革的一些意見。總體來看，現在傾向於進一步放權的呼聲越來越高，有幾位學者直接提出取消一切管制，讓市場由大亂而生大治，據說這也是美國一些制度學派學者所推崇的觀點。”馮嘯辰答道。

沈榮儒道：“是啊，這幾年國家一直都在放權，也取得了許多可喜的成果，所以放權的聲音就會越來越大了。另外，地方政府從放權中間嚐到了甜頭，他們對於放權的態度是非常堅決的。”

馮嘯辰笑道：“可是學者們提出的放權，和地方政府所要求的放權可不是一碼事。學者們提出的是政府不要干預經濟，包括放棄定價權，放棄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而地方政府卻是希望保留對下屬企業的干預的，他們只是希望中央政府不要插手他們的事務。”

“這就是矛盾了。”沈榮儒道，“其實，中央、地方、企業，這三方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