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定準，後世聿遵，孰敢非革。而三天之儀，紛然莫辯，至揚雄方難蓋通渾。張衡為太史令，乃鑄銅製範。衡傳雲：‘其作渾天儀，考步陰陽，最為詳密。’故知自衡以前，未有斯儀矣。蕃又云：‘渾天遭秦之亂，師徒喪絕，而失其文，惟渾天儀尚在候臺。’案既非舜之璇玉，又不載今儀所造，以緯書為穿鑿，鄭玄為博實，偏信無據，未可承用。夫璇玉，貴美之名；機衡，詳細之目。所以先儒以為北斗七星，天綱運轉，聖人仰觀俯察，以審時變焉。”

史臣案：設器象，定其恆度，合之則吉，失之則兇，以之佔察，有何不可。渾文廢絕，故有宣、蓋之論，其術並疏，故後人莫述。揚雄《法言》雲：“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莫之違也’。”若問天形定體，渾儀疏密，則雄應以渾儀答之，而舉此三人以對者，則知此三人制造渾儀，以圖晷緯。問者蓋渾儀之疏密，非問渾儀之淺深也。以此而推，則西漢長安已有其器矣。將由喪亂亡失，故衡復鑄之乎？王蕃又記古渾儀尺度並張衡改制之文，則知斯器非衡始造，明矣。衡所造渾儀，傳至魏、晉，中華覆敗，沈沒戎虜；績、蕃舊器，亦不復存。晉安帝義熙十四年，高祖平長安，得衡舊器，儀狀雖舉，不綴經星七曜。

文帝元嘉十三年，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少，週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立黃赤二道，南北二極規二十八宿，北斗極星，五分為一度，置日月五星於黃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轉儀，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徑二尺二寸，週六尺六寸，以分為一度，安二十八宿中外宮，以白黑珠及黃三色為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黃道。

蓋天之術，雲出周公旦訪之殷商，蓋假託之說也。其書號曰周髀。髀者，表也，周天之數也。其術雲：“天如覆蓋，地如覆盆，地中高而四隤，日月隨天轉運，隱地之高，以為晝夜也。天地相去凡八萬裡，天地之中，高於外衡六萬裡；地上之高，高於天之外衡二萬里也。”或問蓋天於揚雄。揚雄曰：“蓋哉！蓋哉！”難其八事。鄭玄又難其二事。為蓋天之學者，不能通也。劉向《五紀》說，《夏曆》以為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最遲。故日與列宿昏俱入西方；後九十一日，是宿在北方；又九十一日，是宿在東方；九十一日，在南方。此明日行遲於列宿也。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以此明月行之遲於日，而皆西行也。向難之以《鴻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疾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遲不敢進也。星辰西行，史官謂之逆行。”此三說，《夏曆》皆違之，跡其意，好異者之所作也。

晉成帝鹹康中，會稽虞喜造《安天論》，以為“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地有居靜之體，天有常安之形。論其大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喜族祖河間太守聳又立《穹天論》雲：“天形穹隆，當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氣之上。”而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曰：“嘗覽《漢書》雲：冬至日在牽牛，去極遠；夏至日在東井，去極近。欲以推日之長短，信以太極處二十八宿之中央，雖有遠近，不能相倍。”今《昕天》之說，以為“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鬥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鬥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炎熱也。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然則天行寒依於渾，夏依於蓋也。”按此說應作“軒昂”之“軒”，而作“昕”，所未詳也。凡三說，皆好異之談，失之遠矣。凡天文經星，常宿中外宮，前史已詳。今惟記魏文帝黃初以來星變為《天文志》，以續司馬彪雲。

魏文帝黃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見太微左掖門內。佔曰：“客星出太微，國有兵喪。”十月，孫權叛命，帝自南征，前驅臨江，破其將呂範等。是後累有徵役。七年五月，文帝崩。

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十二月丙子，月又犯心大星。佔曰：“心為天王，王者惡之。”七年五月，文帝崩。黃初四年六月甲申，太白晝見。五年十一月辛卯，太白又晝見。案劉向《五紀論》曰：“太白少陰，弱，不得專行，故以己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則晝見，其佔為兵，為喪，為不臣，為更王。強國弱，小國強。”是時，孫權受魏爵號，而稱兵距守。七年五月，文帝崩。八月，吳遂圍江夏，寇襄陽，魏江夏太守文聘固守得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