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成祖遷都後大半遷往北京，現下南京尚有數十家工場，幾千官匠。因乏人管理，內監剋扣，高手匠人不堪其苦，要麼逃亡，要麼怠工，雖然每年耗銀十幾萬，卻是全無用處。因此，內閣廷議決斷：裁撤官辦工場、作坊。”

他剛一說完，已見張偉提筆在內閣奏本上某處批紅，想來是準議了事。因笑道：“漢王不必著急，仔細想想再行批覆不遲。”

張慎言亦躬身道：“國家大事不能如此草率而行，漢王殿下需仔細想過，再做決斷的好。做臣下的固然是要建言上奏，做主上的也需有些主意方好。”

張偉心中冷笑，心道：“你們哪裡知道，我來的那個時代，國營企業最是差勁不過，我可見的多了。哪裡需要你們來提點我！”

因擺手道：“不必多說，不但南京，所有的官辦工場、作坊盡數裁撤，日後官府有何營作，都可以僱傭而行。”

何斌拱手笑道：“如此，那些被世代拘役的匠人們想必會稱頌大王恩德。再有便是茶馬、鹽法。大明舊例，茶、鹽都是政府專賣，商人需有茶引、鹽引方能貶賣。原本是政府收入的大宗，只是自成化爺後，鹽法敗壞，公候豪門公然販賣私鹽，政府收入越來越少，私利盡入候門；至於茶引，放引的地方多半不產茶，茶商運轉不易，官府壟斷後又不善經營，屯於倉庫直至黴爛。嘉靖十五年時，一次焚燬黴爛壞茶兩千萬斤。內閣議：自以取消茶鹽專賣制度，改為至鹽茶鋪子徵收賦稅，因兩樣都是重利，徵十五稅一。是否當行，請漢王決斷。還有商稅，原本是三十稅一，因各處多設鈔關、塌鋪、抽分局，因官吏橫暴不法，竟有五抽一的重稅。再有神宗年間的稅監礦監，商人多半不能支援，多有破產橫死者。”

這何斌商人出身，對明朝的商稅弊端最是清楚不過。明朝以農立國，對商人原本就持歧視態度。那商稅原本是三十稅一，到也不得。到後來四處設卡，到處徵稅。過路給錢，過橋給錢，甚至運貨到北京，還需給進城費。那塌鋪是官府庫房，以商人堆放貨物之用，原本是造福於民，誰知後來官府強迫商人放置貨物，無此需要的也必須交錢方可，當真是橫徵暴斂，雁過拔毛。這樣的榨取和掠奪之下，到明末之明，工商業早已瀕臨破產。至於商役，更是無理之極的制度。城市居民與農村一樣，都分裡甲。城市居民有兩種徭役，一曰火甲，二曰鋪行。

這火甲乃是小民五人，持鑼、鼓、梆半夜而行，提醒市民小心火燭，報時報刻之用。久而久之，火甲事務繁重，小民不堪其擾。而富戶豪門，則交錢免役了事。小門小戶，也可交錢免役，只是後來官府欺凌百姓，交了錢仍不免役的大有人在，形成了加倍的剝削，萬曆十年，杭州城因火甲一事引發大規模民變，便是一例。火甲到也罷了，這鋪行便是明朝政府對商人加重剝削的最厲害手段，一旦有商號被選為鋪行，不但大到國家科舉供應、小到皇帝吃的豬肉，都需鋪行供應。戶部及光祿司勒索也就罷了，若是內監上門，則拷打掠奪，只到將人弄的家破人亡，方才罷休。便是在這南京城內，光是戶部衙門就欠全城鋪行商號白銀二十餘萬兩，所謂暫欠，實際與明搶無異。大商家還能送禮免役，普通的中產之家和小商戶一旦被選為鋪行，多半有舉家而逃，甚至全家自殺者。商役制度，是明朝對商業最野蠻，也是最令人噁心的制度。

張偉與何斌起家時便不曾在國內與官府打過交道，他兩人說好聽些是海商，說難聽點便是海盜。從不曾嚮明朝交過一分錢的賦稅，商役什麼的自然也是輪不到他倆頭上。在臺灣初創業時，除了兩人之外甚少商人，商稅什麼自然也是無從說起。到前幾年臺灣開始有大量的內地商人前來，臺灣政府又鼓勵對外貿易，允許商人自已組建船隊，對工商貿易大加扶持，別說商役，就是商稅亦是應景而已。直到漢軍開始東征西討，用度太大，而臺灣的工商業又已發展起來，才以三十稅一徵收商稅。是以何斌主理戶部之後，對原本還不大清楚的明朝商業弊端越發清楚，此時在這大殿之上，一樁樁的說將出來，待說到那些商人被政府害的破產破家，妻離子散的慘狀，張何二人眼中出火，恨不得將那些禍害商人的官吏太監統統捉來，立時砍了。

張慎言原是南京戶部尚書，對商役諸法的弊端卻也並不清楚。他只關切那些農民不堪重負，田賦越來越少。豪門大家兼併土地越發嚴重，原本有意在內閣會議時提出重修天下田畝圖冊，清理人丁，以增加國家歲入，遏制土地兼併。待內閣會議時聽得何斌所言諸商戶慘狀，亦覺觸目驚心。此時又聽何斌向張偉奏報，只覺灰心慚愧之極，因跪下道：“臣原任戶部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