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戰場上的勇敢和講壇上的勇敢。他那雄辯的口才絕不亞於當年的驍勇，人們感到他的語言中帶有一把利劍。正如他的老前輩富瓦一樣，他在高舉令旗以後，又高舉起自由的旗幟。他坐在左與極左之間，人民愛他，因為他接受能提供機會的未來，群眾愛他，因為他曾效忠於皇上。當初和熱拉爾伯爵和德魯埃伯爵一道，他是拿破崙的那幾個小元帥之一。一八一五年的條約把他氣得七竅生煙，如同個人受了侮辱。他對威靈頓恨之入骨，因而為群眾所喜愛，十七年來他幾乎不過問這其間的種種事件，他巋然不動地把滑鐵盧的痛史銘刻於心。在他彌留時，在那最後一　刻，他把百日帝政時期一些軍官贈給他的一把劍緊抱在胸前。拿破崙在臨終時說的是“軍隊”，拉馬克臨終時說的是“祖國”。

他的死是預料中的事，人民把他的死當作一種損失而怕他死，政府把他的死當作一種危機也怕他死。這種死，是一種哀傷。象任何苦痛一樣，哀傷可以轉化為反抗。當日發生的情形正是如此。

六月五日，是拉馬克安葬的預定日期，在那天的前夕和早晨，殯儀行列要挨邊路過的聖安東尼郊區沸騰起來了。這個街道縱橫交錯的雜亂地區，處處人聲鼎沸。人們儘量把自己武裝起來。有些木工帶上他們工作臺上的鐵夾“去撬門”。他們中的一個用一根鞋匠拿來引線的鐵鉤，去掉鉤子，磨尖鐵柄，做了一把匕首。另一個，急於要“動手”，一連和衣躺了三夜。一個叫龍比埃的木工，遇見一個同行問他：“你去哪兒？”“我呀！我還沒有武器。”

“咋辦呢？”“我到工地上去取我的兩腳規。”“幹什麼？”“不知道。”

龍比埃說。一個叫雅克林的送貨工人，遇見任何一個工人便和他談：“你跟我來。”他買了十個蘇的酒，還說：“你有傢伙嗎？”“沒有。”“到費斯比埃家裡去，他住在蒙特勒伊便門和夏羅納便門之間，你在那裡能找到傢伙。”費斯比埃家裡有些子彈和武器。某些知名的頭頭，“搞著串連”，即從這家跑到那家，集合他們的隊伍。在寶座便門附近的巴泰勒米的店裡和卡佩爾的小帽酒店裡，那些喝酒的人，個個面容嚴肅，聚在一起密商。有人聽到他們說：“你的手槍在哪裡？”“在我的褂子裡。你呢？”“在我的襯衣裡。”在橫街的羅蘭作坊前面，在一座失過火的房子的院裡，工具工人貝尼埃的車間前，一堆堆的人在低聲談論。在那群人裡有個最激烈的人，叫馬福，他從來沒有在同一個車間裡做上一個星期，所有的老闆都不願留他，“因為每天都得和他爭吵。”馬福第二天便死在梅尼孟丹街的街壘裡。在同一次戰鬥中被打死的卜雷託，是馬福的助手，有人問他：“你的目的是什麼？”他回答說：“起義。”有些工人聚集在貝爾西街的角上，等候一個叫勒馬蘭的人，他是聖馬爾索郊區的革命工作人員。口令幾乎是公開傳達的。六月五日那天，時雨時晴，拉馬克將軍的殯葬行列，配備了正式的陸軍儀仗隊，透過巴黎，那行列是為了預防不測而特意加強了的。兩個營，鼓上蒙著黑紗，倒揹著槍，一萬國民自衛軍，腰上掛刀，國民自衛軍的炮隊伴隨著棺材。柩車由一隊青年牽引。殘廢軍人院的軍官們緊跟在柩車後面，手裡握著桂樹枝。隨後跟著的是無窮無盡的人群，神情焦躁，形狀奇特，人民之友社的社員們、法學院、醫學院、一切國家的流亡者，西班牙、義大利、德國、波蘭的國旗，橫條三色旗，各色各樣的旗幟，應有盡有，孩子們揮動著青樹枝，正在罷工的石匠和木工，有些頭上戴著紙帽的，一望而知是印刷工人，兩個一排，三個一排地走著，他們大聲叫喊，幾乎每個人都揮舞著棍棒，有些揮舞著指揮刀，沒有秩序而萬眾一心，有時混亂，有時成行。有些小隊推選他們的領頭人，有一個人，毫無顧忌地佩著兩支手槍，好象是在檢閱他的隊伍，那隊人便在他前面從送葬行列中脫離。在大路的橫街裡、樹枝上、陽臺上、視窗上、屋頂上，人頭攢動，有如螞蟻，男人、婦女、小孩，眼晴裡充滿了不安的神情。一群帶著武器的人走過去，大家情不自盡地望著他們。政府在旁邊注視。它手按在劍柄上注視。人們可以望見，在路易十五廣場上，有四個卡賓槍連，長槍短銃，子彈入膛，彈盒飽滿，人人騎在鞍上，軍號領頭，一切準備就緒，正待命行動；在拉丁區和植物園一帶，保安警察隊從一條街到一條街，分段站崗守衛著；在酒市有一中隊龍騎兵，格雷沃廣場有第十二輕騎聯隊的一半，另一半在巴士底，第六龍騎聯隊在則肋斯定，盧浮宮的大院裡集滿了炮隊。其餘的軍隊在軍營裡，巴黎四周的聯隊還未計算在內。提心吊膽的政府，在市區把二萬四千士兵，在郊區把三萬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