隊想在武漢戰役中一舉消滅中國軍隊主力，但中國軍隊主動撤退，並且中國政府也遷都重慶，使日本政府想透過武力高壓迅速解決中國問題的企圖破產。日本非常不願意打持久消耗戰，持久戰拖的越久對人口資源豐富的中國就越有利，日本就有可能在消耗戰中被拖垮。此時，日本用在中國戰場的兵力已增至二十四個師團，軍費激增，財政困難，國內危機日漸困重。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內部要求“重新檢討對華政策”的呼聲抬頭。不久，日本政府近衛首相發表了第二次對華宣告，一改過去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方針。隨即，日本政府和軍部的對華方針由“軍事打擊為主，和平談判為輔”，改為“和平談判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由否認重慶國民政府改變為承認重慶國民政府。日本政府並且考慮作出一定的讓步，和中國政府談判以儘早結束戰爭。日本對華政策改變後，開始發出和談的訊號，這正好與汪精衛等人的“和平救國”論的看法不謀而合。此時，國民黨內部對“是戰還是和”的問題上，發生了重大分歧。但由於“主戰”和正義聯絡在一起，“主和”不免要戴上投降賣國的帽子，所以國民政府內“主戰”派還是佔絕對多數。為此，汪精衛等“主和”派開始了自己獨自的“和平工作”。不過，蔣介石在“主戰”和“主和”之間持機會主義的態度，一方面高唱抗戰到底的高調，另一方面對汪精衛等人的“和平工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為中日戰爭的結局留一條後路。蔣介石並沒有制止和懲處參與“和平工作”的官員，使汪精衛的“和平工作”得以順利進行。於是，汪精衛委託“低調俱樂部”的梅思平和高宗武等人，與日本私下接觸談判停戰的條件。

這年的十月底，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依照汪精衛的意思，透過私人關係與在上海的日本南滿鐵路駐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和同盟通訊社上海支局長松本重治等人進行接觸，摸索與日本和談的可能性。西義顯和松本重治明白了懂道寧的意圖後，勸董道寧直接到日本與軍方人士會談。於是，在松本重治的安排下，董道寧來到日本與陸軍參謀本部中國課課長影佐禎昭大佐進行了會談。由於董道寧是個小科長，雖然影佐禎昭並不清楚董道寧的背景是什麼，但他可以肯定董道寧是在某個高層人士的指派下來日本秘密談判的。影佐禎昭是日本國內的主和派，也是早期參與“和平工作”的惟獨的一名軍人。當董道寧向影佐禎昭詢問，日本政府是否會改變近衛首相提出的“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策時，影佐禎昭告訴說：“儘管軍部中有很多人反對近衛首相發表的宣告，但近衛首相的宣告是事出有因的，不可能會簡單地取消。其實日本國內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願意與中國進行停戰談判，期望中國也能夠表示出具有和談的誠意。”董道寧在瞭解了日本政府的政策走向後，要影佐禎昭給蔣介石寫信以示他這次來日本的收穫。影佐禎昭認為他一個課長的身份給蔣介石寫信不合適，而是給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老同學何應欽和張群分別寫了信。影佐禎昭在信中寫道：“董道寧此次來日本表示了中國的誠意，日本深為感謝。”

董道寧回國後，將影佐禎昭的信交給了上司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高宗武很快把此信交到了國民黨宣傳部長周佛海的手上，而後由周佛海分別將信轉給了蔣介石和汪精衛。蔣介石知道這信的來龍去脈後，要高宗武透過西義顯轉達他向影佐禎昭的好意所表示的感謝。不久，周佛海向蔣介石進言派高宗武到上海進一步開展秘密外交。蔣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進行秘密外交，並從軍委會秘密軍費中每月支出六千元作為高宗武的活動經費。高宗武到上海活動了一段時間後，周佛海又揹著蔣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會談。

高宗武在松本重治的陪同下來到日本，到日本後他首先表示此次來日本並不是代表蔣介石來的，而是中國主和派的代表。在影佐禎昭的斡旋下，高宗武與日本陸軍大臣板垣徵四郎進行了會談。會談時，高宗武提出由汪精衛出馬，從政府外部掀起“和平運動”的計劃，希望日本方面為汪精衛的出馬提供有利條件。日本方面同意，以“不要領土，不要賠款”的優惠條件，支援汪精衛出馬進行“和平運動”。高宗武回國後，因未經蔣介石允許擅自去了日本，而且這次得到的結果對蔣介石也不利，所以只向周佛海報告了日本之行的情況。周佛海很快把高宗武提交的報告給了汪精衛，汪精衛對日本支援他出面進行“和平運動”很高興。

不久，高宗武因肺病住院，周佛海改派軍委會政略部主任秘書梅思平接替高宗武繼續進行秘密談判。梅思平與日本近衛首相的私人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