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但還是受到了第一戰區長官部的嚴厲申斥。

為此，趙理君對中統特工人員有了怨恨，並準備尋找機會予以報復。

沒有過多少時間，趙理君以為是中統的洛陽十二區專員常孝懦等人告了他的狀，他就指示下屬密捕了常孝懦以及洛陽復旦中學的校長等人，並將他們活埋了。這事很快被中統特工偵查破獲，使得整個中統上下群情激憤。恰好此時，戴笠剛從洛陽視察離開不久，中統以為是戴笠親自安排了此案。於是，由陳立夫親自出面將此案的材料呈送給了蔣介石，要求嚴辦趙理君並追究戴笠的責任。蔣介石看過材料後震驚不小，他當即把戴笠叫來，要戴笠回去迅速查辦具報。戴笠從蔣介石的語氣裡已感覺到此事相當嚴重，但趙理君畢竟對軍統有貢獻，特別是在暗殺行動方面絕對是個可用之人。為此，戴笠雖見蔣介石怒氣不小，但仍然大著膽為趙君理說話。可他的話剛開了頭，蔣介石就極不耐煩地做出了要他離去的手勢。這在過去是不多的，戴笠明白蔣介石在這件事上是不會放過軍統了。

回去後，戴笠先命令將趙理君扣押起來，然後讓已是軍統局華北辦事處主任的文強，在洛陽參加軍事法庭對趙理君的會審。過後，戴笠又親自趕到西安認真聽取了文強關於趙理君案件的實情和會審情況。終於，大量的事實使戴笠覺得已無法挽救趙理君的性命，此時他為了解脫來自中統的強大壓力，不使自己在趙理君的案件在蔣介石面前陷入被動，同意將趙理君就地正法。雖然如此，戴笠對趙理君仍舊是十分痛惜，在軍統局紀念週上報告此案時還不時地流露出愛惜之情。事後，戴笠對人說：“嚴控黃河渡口是委員長的命令，趙理君只不過在執行命令時過了頭，而最後卻是……”戴笠沒有把話說完，但話語裡充滿著委曲和失意。

從蔣介石派唐縱到軍統局任幫辦，到林世良案戴笠緝私署長的撤職，再到趙理君案的最後結局，戴笠更有了一種“鳥盡弓藏”之感。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一直很少有時間讀書的戴笠有了“讀史”的興趣。只要有了空閒的時間，戴笠就讓秘書周念行給他念讀和講解《史記》和《資治通鑑》。周念行在江山縣立文溪高小念書時是戴笠的同班同學，他對戴笠的心事有較深的瞭解，所以每當講到中國歷史上君王殺戮寵臣時都特別的耐心和細緻。特別是周念行講到唐朝的周興和來俊臣原來都為武則天的執政出過死力，後來由於瞭解武則天的隱私太多而最終被武則天所殺時，戴笠就會有毛骨悚然的感覺。他多次對周念行說：“我將來不是死在共產黨的手裡，也早晚會死在委員長的手裡。”戴笠以史為鑑，對自己的處境似乎已有了某種預感。不過，戴笠很清楚，蔣介石雖然對自己已有所猜忌和戒備，並且已開始對軍統和他本人已有所抑制，但蔣介石畢竟還沒有到對他戴笠下手的時候。此時此刻，戴笠覺得最要緊的是：一是抓緊採取措施以撫平蔣介石失衡的猜忌心理，二是預作應變對策以防不測。於是，從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開始，戴笠調整了與蔣介石之間的關係並且對自己的退路也作了考慮。

首先，戴笠透過進一步表明對蔣介石的忠心來減少蔣介石的戒備和防範心理。一九四二年十月底，蔣介石決定赴蘭州和西安地區視察。戴笠抓住這個機會，以隨員的身份侍衛左右，並親自佈置檢查蔣介石外出期間的安全保衛工作，以此鞏固自己作為蔣介石心腹的地位。蔣介石在蘭州期間，警衛工作除了內侍衛士以外，另有蘭州的憲兵和警察配合協助。戴笠對此還是不放心，又從軍統蘭州特工訓練班中挑選了一批學生擔任蔣介石的便衣警衛。蔣介石到西安後，戴笠仍對“西安事變”記憶猶新，他親自擬定了整個警衛方案，和胡宗南一起調動西安所有的軍警憲特力量，在市區的每條大街和巷道都佈置了嚴密的警戒。當蔣介石看到整個西安的安全保衛工作做得十分周密時，他放心地對戴笠說：“你這樣做，我能睡好覺了。”

其次，戴笠加強了與宋美齡和宋子文兄妹間的感情。戴笠清楚，蔣介石素來獨斷專行聽不得不同意見，而在關鍵時刻能說得上話或真正敢說話的也只有宋美齡和宋子文倆人。宋美齡以夫人之尊自不必說，而宋子文雖與蔣介石有齟齬，但因他挾江浙財團之力，而又得歐美資產階級寵愛之勢，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分量終與一般權臣親貴不同。戴笠也正是看準了這點，在宋子文作為蔣介石的私人代表到美國爭取美援時，就與他保持著相當密切的關係。宋子文在美國待了兩年，這期間戴笠與宋子文的電訊和信件不斷，他及時將國內政壇上的種種內幕和動向告訴宋子文，使身在異國的宋子文對國內情況瞭如指掌。當然，戴笠也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