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堂沖刷乾淨。

王國維的學問，主要是透過私塾和課外自學打下了經史基礎；到上海後，就讀東文學社，為其後的“獨學”打下了外語基礎。他畢生的學術成就，則幾乎完全是從“獨學”中獲得的。

正是這有些落寞的“獨”，使王國維更清醒地悟到西方的倫理並不能給中國人以解脫“苦痛”的妙方，在資本主義世界的蒼蠅拍下，所謂“平等”、所謂“博愛”的理想不過是躲躲藏藏、鬼鬼祟祟的小可憐蟲。

王國維與他同時代的嚴復、辜鴻銘等人，之所以由“變法維新”一變為“復古倒退”，由極端推崇“西洋學術”一變而倡導“東方文明”，這種前後自相矛盾的變化，其原因就在這裡。王國維不願充當“假洋鬼子”，他一生都拖著長長的辮子，因為他對西方文化的障眼術早已瞭然於心。“解鈴還須繫鈴人”，要治療長在中國傳統文化身上的毒瘤，只能以“毒”攻毒。

“人行道上，人群雜沓，十分擁擠，人流或急或緩向四面八方湧去，有幾股人流推擠出幾條通道，就同無家可歸的野狗那樣骯髒可厭，像乞丐那樣盲目又無理性，這裡是一群中國人，在當今那繁榮興旺的景象中我又看到了他們，他們走路的方式從容不迫，在人群嘈雜中，孤身自立，可以說，既不幸福，也不悲慼，更無好奇之心，向前走去又像是沒有往前走，沒有向前去的意志，不過是不往那邊走而從這裡過就是了，他們既是單一孤立的，處在人群之中對他們來說又從來不是孤立的，他們身在眾人之中又永遠是孑然自處。”這是瑪格麗特杜拉斯在《情人》當中對她所理解的中國人的描述。

這段描寫，和那個年代的中國人的生存狀態是吻合的：沒有信仰的光芒塗在臉上、沒有生活的慾望在眼睛裡亮著，只有鴉片和菸葉才能促使他們的面目表情發生一點微妙的改變。

於是針對當時中國賭博成風、鴉片氾濫的社會頹敗現象，王國維在《去毒篇》裡調出了一劑解藥—宗教與美術。他認為國民患病的原因，於國家，在於不修政治及教育不夠普及；於國民，主要是其精神痛苦、空虛除鴉片以外，沒有可以慰藉的東西。而國民自身的原因又佔主要方面，若不解決這一問題，即便把全國的罌粟種全部燒掉，斬斷了印度、南洋的運毒通道，也還是不能改變其民眾的委靡。因此，要根除毒患，除修明政治、大興教育以提高國民文化和道德素質外，尤其要注意國民之感情。宗教與美術。前者適於下層社會，後者適於上流社會；宗教可以給國民希望，美術可供國民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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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殉身不忍舊學亡（3）

“以宗教代鴉片”，於王國維而言，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他個人本來就不信任宗教。只是當時的中國人不可能得到良好的教育。至於美術，包括雕塑、繪畫、音樂、文學等，尤其是文學，能給人心靈上的慰藉，所以可以作為他們的“宗教”。

王國維對文學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有著獨到的見解，他斥責以文學為“政治教育之手段”，乃是對文學神聖的褻瀆。他認為大文學家在精神領域的位置高於政治家：“生一百個政治家，不如生一個文學家！”他痛切地感到，在重政輕文，只求當世之用的功利驅使下，文學家無不成了俯首聽命、唯唯諾諾的拍馬屁的能人。

可是，他不是魯迅，並不是他靈魂的痛苦之深不及魯迅，而是他生就了和魯迅截然不同的生命氣質。他們其中一個在不同凡響的痛苦中走向了尼采的超人哲學，另一個在自虐自責的痛苦中沒入了叔本華的悲觀主義意志哲學。對於王國維來說，他手持最鋒利的解剖刀、身邊放置著最精妙的治療儀器，可他卻在為病人手術時遲疑、猶豫，甚至害怕得雙手顫抖。他對時代提出的建議，只能是“建議”而已，他不可能將這“建議”轉化為暴風驟雨的“干涉”式的行動。

從某種角度上來說，魯迅是幸福的，在那個時代中，他是無數人的導師、領袖和啟蒙者，時代特意為他留出登高一呼、一呼百應的位置，給他一吐胸中不平之塊壘的機會，可王國維只能像一隻見不得光的地鼠，朝著自己的內心越來越黑暗的深處挖洞，最後千瘡百孔的心坍塌了，成了安置自己的墳冢。

四

可他畢竟放不下眼前的花花世界，在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中，“人間”二字貫穿於文章的始終。《人間詞話》甲稿61首，人間字18個；乙稿43首，人間字12個；迄於1908年所填111首詞中，共有33個“人間”。王國維的詞起於人間，最後又中止於人間。

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