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有戀愛，但每天都被戀愛的心情籠罩著；沒有愛上某一個姑娘，但愛上了邂逅相遇的每一張美麗的面影。十八歲的青春具有不可思議的魔力，我的身心突然都像醉了酒一樣，而且醉得恰到好處，飄飄欲仙。我獨自在燕園徜徉，眼中的世界春意盎然，連空氣也是綠色的。我當然知道世界如此美好的原因，強烈地感覺到異性在世界上的存在，她們的氣息融入空氣，把空氣變成了酒。可是，與此同時，散佈在空氣裡的那些不經意的眼波、倩笑、鶯語，給我留下的又是濃郁的惆悵，我只好用詩歌撫平這甜蜜的痛楚。

我上大學時，大學生是不準戀愛的，這是學校正式宣佈的一條紀律。在校園裡，決看不到學生成雙成對的景象。倘若有學生髮生了性關係，一旦被發現，必然的下場是開除學籍，並在全校大會上宣佈，當眾受到羞辱。由此類推，寫愛情詩當然也會被視為情調不健康。在文革中，當我毀掉全部日記和文稿時，對詩歌下不了手，於是仔細甄別，只毀掉所謂不健康的，全部愛情詩都在其列。我曾經為這些詩自負，現在已無物證，看看留下的那些詩，總體水平一定高不到哪裡去。不過，我對寫詩還是有一定的心得。在留下的文字裡，我找到了若干論詩的片斷。例如，描述詩興襲來的感覺：“和別人一樣，我讀書、聊天、沉思，散步、睡眠、參加會議……突然，有另一顆心臟跳躍在我的胸腔裡。”談論詩藝：“一個妙句可以照亮整首詩，就像一個生動的人可以照亮整個屋子。”

雖然沒有人知道我寫愛情詩，但是，無論走到哪裡，在周圍的人眼裡，我仍是一個典型的小資。有人撿到一個紙片，上面寫著多愁善感的文字，同學們就一致斷定是我寫的，而其實不是。我養了一盆文竹，立刻有同學對我說，由它可以想見主人的性情，大約是說我的情感和文竹一樣纖柔。有一天，在校園裡，別的專業一個素無往來的男生朝我走來，為了告訴我一句話：“我覺得你和別人都不一樣。”他從表象就看出，我遊離於眾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到農村參加四清，工作組長是一個女教師，她給我的評語是敏感、脆弱、清高六個字。直到大學畢業後，我與郭家通訊，世英的小弟建英在一封信上還徑直稱呼我為“周君（小資產階級）”。

小資在今天是一個時髦詞，使人想到白領、豐厚的收入、溫馨的居室裝修、酒吧、咖啡屋等等，在當時完全沒有這些意思，因為完全沒有這些事物。在當時也有約定俗成的用法，大致而論，行為上的個人主義，自私自利，損人利己，就是資產階級，情感上的個人主義，纏綿悱惻，顧影自憐，就是小資產階級。或者用當時的政治話語來說，一個人如果不能和工農兵打成一片，在內心中還保留著一個私人情感的王國，他就是一個小資。我似乎很樂意對號入座，也把自己定位為小資。在這個稱號下，我感到自己的內心生活未被強大的意識形態完全同化，在千人一面的世界上還擁有一個可憐復可愛的自我。

我當然不能一味孤芳自賞。世英被帶走了，那個代表資產階級爭奪我的人已經不在身邊。我們年級五十個學生，絕大多數是黨、團員，而到二年級時，只剩下了我一人入不了團。不久後我還知道，世英也真誠地懺悔和轉變了。我不願被時代淘汰，也渴望改變自己。不過，甚至我的自我改造也富有小資特色，我不自覺地要在消滅個性的思想運動中顯示自己的個性。人們用千篇一律的時行語彙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那些語彙完全不觸及個人的真實內心活動。我偏偏不使用這種語彙，寧願使用有個人感情色彩的語言，在話語上把自己與人們區別開來。我不喊革命口號，不上綱上線，而是儘可能說真心話，談自己內心的矛盾、困惑和認識。哪怕是批判自己，我也願意自己在這樣做時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架按照統一指令轉動的機器。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專門教育到延安的文藝人士的，我發現其中所批判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的、虛無主義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貴族式的、頹廢的、悲觀的”情緒，在我身上都具備，感到格外對症和親切。我把這篇文章讀了又讀，一度稱之為我的“聖經”。我真心想按照毛澤東的教導克服自己身上的這些情緒，我的思想改造基本上集中在對它們的清理、剖析和批判上。可是，在我心裡同時潛伏著一種優越感：比起沒有這些情緒的芸芸眾生，我畢竟擁有一個豐富得多的內心世界。同為思想改造，我和他們是不一樣的，我的改造雖然更艱難，但似乎更有品位。

然而，多麼有品位的改造，其結果仍是自我扭曲。現在翻閱劫後剩餘的所謂健康的詩時，我不禁臉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