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上了他們，花掉不少冤枉錢。凡屬大型活動，實際組織和操持的人一般是阿堅。阿堅是新時期文化盲流的當之無愧的先驅，大學剛畢業，在八十年代初就辭掉了工作，為了靈魂自由而堅持無業，為了肉體自由而堅持獨身。他寫詩，產量極豐，差不多每個月都會把一冊列印稿分送到朋友們手上。但是，詩賣不了錢，日子不免潦倒，只好到處蹭吃蹭喝，遇見姑娘還蹭睡。他的詩寫得極自由，越來越口語化，真正是流出來的，有的極精彩，有的很一般。因為天性好色，寫著寫著就忍不住調起情來，以至於一個受過他的委屈的姑娘評論道：“這哪是詩？完全是罪犯的自供狀！”結識越勝後，他自稱走狗，擔起了跑腿的責任，常去越勝家領旨，順便掃蕩那裡的酒櫃。

越勝的沙龍里不乏可愛的女人。嘉映帶來了於奇，說是從路上撿的，她總是不聲不響地坐在角落裡。後來我發現，她也總是不聲不響地幫助朋友，內心獨立但又善良，有主見但又善解人意。我帶來了又傻又聰明的雨兒。獨來獨往的孟湄用她的智慧和風情征服或者嚇退男人。溫厚的麗達用琴聲和歌聲為大家助興。有一年夏天，一大群朋友在黃松峪露營，水庫那邊突然響起男高音，是義大利語的《我的太陽》，霎時間眾聲俱寂，唯有這美得令人驚呆的歌聲在夜空下自由伸展。此後，沙龍里又增加了一對常客，便是歌唱家競馬和他的漂亮女友曾瓊。小曾那時候真是清純，越勝說她是幽谷百合。

和我不同的是，越勝雖愛文化，自己卻幾乎不寫東西，滿足於當一個鑑賞家。他嘆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萊爾，我們還寫什麼詩！”我常常與他爭論，我說：儘管有歌德和波德萊爾，卻只有一個我，這個我是歌德和波德萊爾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還是要寫。只有一次例外，他剋制不住地寫了一篇文章。有個當時被媒體稱作“中國學術界奇人”的人，撰文批判所謂現代主義思潮，並且仗著某個大人物支援迫使《讀書》發表了。可笑的是，他對所批判的物件極其無知，文中充滿常識性錯誤，諸如“胡克的現象學”、“多餘人又譯局外人”之類。越勝讀後滿腔怒火，但不便在內容上論爭，就寫了一篇專門揭露其硬傷的文章，在一家刊物上發表了。不久後，他收到“奇人”一封信，說自己是業餘拳擊協會會員，什麼時候練上一百回合。我覺得越勝不寫作實在可惜，他談書極精彩，我就一再鼓動他寫讀書隨筆。他終於動筆了，越寫越好，可惜只寫了三篇，他就去法國了。多年後，海外一家出版社讓我編一本中國當代學者隨筆，我只選了十人作品，就有他的這三篇。我決不是徇私，而是實在覺得好。

我不是一個善於交際的人，對於我來說，越勝的沙龍是一桌現成宴席，我覺得味道不錯，就在桌旁坐下了。另一方面呢，我交友又比較隨和，本質上不屬於任何一個圈子。我的一些朋友，他們之間也許互相看不慣，不來往，我覺得這和我沒有關係，我也不受此影響。友誼是每個人的私事，正是在交朋友這件事上，朋友之間更不必求同。在越勝的圈子之外，我也有一些相知很深的朋友，比如潤生、懷宏。我和懷宏結識很早，那時他剛轉業，報考人大的研究生。在部隊那種環境裡，他居然讀了薩特，還寫詩，寫得很好，聶魯達的風格，僅此一點就不同尋常了。

八十年代後期是一段令人懷念的光陰。那時候，我覺得自己很年輕，我周圍的朋友們也都很年輕，我們身體裡藏著無窮的力量。我最引以為榮的是這些朋友，在我眼裡，他們個個才氣橫溢，性情超俗。我相信，我們在一起既能享受最純真的友誼，又能幹出最漂亮的事業。當時我的感覺是，美好時光剛剛開始，彷彿可以沒完沒了地這樣過下去，何嘗料到不久後就戛然中止了。現在回想起來，那一段時光已經多麼遙遠。在那以後，發生了太多的事，昔日的沙龍早已不復存在，朋友們各奔前程，許多人的生活場景有了巨大改變。不過，變中也有不變。譬如越勝，他雖已定居巴黎，靠經商維持著生計，但仍一如既往地愛朋友，他的家成了去巴黎的認識或不認識的朋友的免費旅館。九十年代我兩次住他家，發現他過著極其平靜的日子，平靜得像一個農夫，除工作外，只與書、音樂、家人為伴。朋友們覺得他寂寞，勸他回國，他毫不為所動。於是我想，世上的貴族豈不原本就是農夫，也許這正是最適合他本性的生活狀態。

七、啟蒙或躁動

八十年代後半期，國內思想界呈現空前活躍的局面。在反思這個時期時，人們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評價，一些人譽之為新啟蒙，另一些人斥之為躁動，其實這兩種看法都有道理。改革開放不僅是體制的轉型，而且涉及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