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也起了作用。在那個年代，未婚性關係被視為嚴重錯誤，必定招致處分和羞辱，一個年輕人倘若不想毀掉自己的前途，結婚是解決性的需要的唯一途徑。不過，我更忍受不了的是寂寞。當我看清自己將長期乃至一輩子生活在這個深山小縣，並且確信不可能在這樣的地方找到知心伴侶之後，我就認為繼續保留那一份珍貴的權利已經沒有意義，於是決定不再等待。可供選擇的物件極為有限，卻是現成的。

兩年前離開北京的那個夜晚，在北京車站，三個女中學生來為我的兩個同學送行。不久後，她們自願去了西藏，想在那裡插隊，因為政策不允許，被安排到了一個地質隊工作。在洞庭湖農場期間，那兩個同學一直與她們通訊，她們在信中向我問好。我被她們奔赴西藏的勇氣所感動，寫了一首詩，讓那兩個同學寄去。三女生中的一人直接給我來信了，我們之間開始了通訊。在通訊中，她的感情時有明顯的表露。匆匆見過一面，我已經不能清晰地回憶起她的面貌了，只記得是高個兒，人還算漂亮。她的信給我的感覺是，革命熱情很高，思想簡單。她顯然不是一個能夠撥動我的心絃的人。但是，現在，我決定試探一下發展關係的可能性。我對她愛我是有把握的，所以實際上是要試探一下我能否愛她。1970年底，我給她發了一封信，向她開了綠燈。在當天的日記中，我寫道：“她不一定理解我，但她願意理解我，這就夠了。”答覆是預料中的，她回信告訴我，在見我的第一面就對我有“莫名其妙的好感”。她還說，她覺得自己遠不如我，常想我，又常剋制自己，簡直不知該怎麼辦。我被她的熱忱打動了，覺得沒有理由不朝前走，便約定春節在北京見面。

春節期間，我和敏子在北京見了面，然後又跟隨她去山西她的父母家，共相處了十來天。我的印象是矛盾的。她性格外向，開朗健談，但缺乏含蓄。我們在一起時，總是她不停地說話，而我的沉默少言也使她很不習慣。我企望一種心領神會的境界，一種直覺的溝通，這是我和她在一起時感覺不到的。當她神采飛揚地說話時，她的臉顯得生動而漂亮，可是，在另一些時候，尤其當她生氣時，就顯得憔悴而不美了。雖然她比我小兩歲，但長相明顯比我老，引不起我的溫柔之情。最使我反感的是，她常以多少有些贊成的口吻轉述她的家庭和親戚對我的指責，諸如不懂禮節、空手來訪、嘴不甜、沒有眼力見之類。眼力見是北京方言，這個詞我還是頭一回聽到，大約指一種在別人家裡敏捷地幫助做家務的能力。我從來是一個書生，壓根兒沒想到世上還有這類指責，人還必須具備這類品質。在她家住的那幾天裡，我只感到自己走錯了地方。

在這次見面之後，整整兩年我們沒有再見面，僅靠通訊維持著聯絡。在兩年中，我對這件婚事始終處在動搖和反覆之中。每次我一動搖，敏子都反應激烈，在信中表達了氣憤和悲傷的情緒。在我眼中，她的這類信寫得特別好，語句或尖刻或哀怨，但都有光彩，於是覺得她可愛，重新堅定起來。然後，當她滿懷信心之時，我又想起她的種種缺點，再次潑冷水，開始了新一輪迴圈。敏子比我清醒也比我果斷，她覺察到我不夠愛她，在見面後最初的通訊中就奉勸我：“現在剎車比以後剎車好。”並且宣佈：“讓我勉強去愛一個人，是我的痛苦。讓一個人勉強來愛我，是我的恥辱。我不希望痛苦，也不希望恥辱！”相反，在整個過程中，我卻充分暴露了我的性格弱點，極其優柔寡斷，沉湎在對自己感情的無休止的自我分析之中。兩年過去了，她學徒期滿，有較長的假期，我們終於商定春節她來資源結婚。可是，在結婚前夕，我的弱點竟然來了一個大爆發。

1972年12月底，我正在中峰公社下鄉，地區文工團來這裡體驗生活了。有一天，團裡幾個人在公社客房裡閒聊，我也加入其中。有一個女演員正在刻鋼板，她身材小巧，梳兩根短辮，扎著紅頭繩，穿一件樸素的花布罩衫，一對大眼睛溫柔而有表情。我發現她常常停下手中的工作，若有所思地望著我。一會兒，她完全放下了工作，心不在焉地聽大家聊天，突然向我借鋼筆，在一張報紙上塗寫，然後又突然還給我。接著，我們結群去禮堂看公社業餘會演，她說她要趕任務，不去了。可是，在禮堂裡坐下不久，我發現她坐在臺上一側的椅子上，正凝望著我。

若干天后，貝珍走進我住的客房來取火種，對我說：“我可能先回桂林，明天走。”門外有人聲，她匆匆走了。一會兒，我出屋子，正要進公社辦公室，見她迎面走來，走過我身邊，飛快地遞給我一張紙條，頭不回地徑直走了。我的心砰砰亂跳，走到街上無人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