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銀子的花費。但是，張之洞所說的“十分刻苦”到底是個什麼標準呢？社會生活史的研究表明，清代的老百姓一家一年如果有幾十兩銀子的花費，已經算是小康水平了，並不至於“十分刻苦”。而京官一年花費300多兩銀子才算是“勉強自給”，顯然這是持著不同的生活標準。官場上的人對自己生活質量的要求顯然與老百姓不一樣，他們追求“高品質”的生活。官員本人養尊處優自不必說，出門講排場才有面子，這些都需要花費。李慈銘本年度的花費中，做為基本生活不可少的花費並不太多，也不過是二三百兩銀子，並沒有超過張之洞所說的300多兩的標準。試想住著一處大宅院，年租金也不過是72兩銀子，只佔到300兩銀子的24％，剛好相當於現在北京一個年薪10萬的白領租住月租2000元的一個普通二居室的花費。反過來說，如果把房租看作物價的標準，那麼當時一年花300兩銀子就相當於現在花10萬元錢，而現在一年能花10萬元生活應該算是很不錯了吧！

李慈銘本年的花費高達2000兩，是張之洞所說的300兩的六七倍，如果按房租算，則相當於現在六七十萬元，這自然是超標準的高質量生活。其實李慈銘的支出單上如果刪去那些不必要的費用，有個六七百兩銀子日子應該說是過得去了。而六七百兩銀子的收入，即使沒有書院的1000多兩束脩，光靠薪俸、饋贈、印結銀三項已經足夠。饋贈和印結銀雖不穩定，但每年幾百兩的銀子還是有的。這樣，我們就可以說，京官的窮是假的。京官的窮，與他們的生活態度有關，是因為他們要求過體面的生活所致。

李慈銘的生活態度從許多小事上可以看出來。李慈銘是行必有車，本年唯一一次因為自己的專車被小老婆所用，來不及接他，需要走路回家，他便大嘆苦經。六月六日，幾位朋友邀他到什剎海慶和堂吃飯，時當盛夏，“赤景方中，車行如坐熾甕”，他開始後悔在這樣炎熱的天氣出來，自嘆“歷十餘里赴諸少年之約，六十老人亦太多事矣”，又說自己“平生簡絕交遊”，還赴這樣的宴會，“尚有此惡劇酬應，可笑也”。他的心情好轉，是因為吃飯的這個地方風景極佳，“地展勝絕，花事方濃”。六月正是什剎海荷花盛開的日子，是京城賞荷消夏的佳處。李慈銘繼而關心起旁邊的一座房子來，“比鄰一樓，晶窗華敞，釵光鬢彩，滿倚朱闌，尤覺池沼增妍，人花兩豔”。他感嘆自己工資太低，住不起這樣的好地方，“聞此宅近歸都統榮祿，月以六十金賃之，安得俸過十萬，移家其間耶”。僅僅是天氣熱了一點，讓他出行受了一點辛苦，他就覺得滿心不愉快，而看到好房子，他就覺得如果自己也能住進去有多好，李慈銘的生活態度於此可見一斑。

李慈銘還嘲笑一位清苦自厲的官員李用清，說他“惟耐苦惡衣食”，是土老冒，不懂生活，“生長僻縣，世為農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李用清徒步而行，不坐車轎，則被他譏笑為“捷足善走”。（光緒十一年六月十三日日記）李慈銘顯然認為自己不是那種小地方出來的鄉下人，知道什麼是“人世甘美享用”，也樂於“人世甘美享用”，因此他不以節儉為美德，反以為恥。這樣的生活態度，在帝國的官場大有市場。一旦側身為官，他們便自覺地追求“甘美享用”，以區別於那種“世為農氓”的人。而工資不夠用，則可以典當，也可以借貸，但不能委屈了自己，更不能玷汙了自己的身份。所以京官的“十分刻苦”是不同於民間生活的“十分刻苦”的，他們的“窮”與民間的“窮”是兩種窮法。

京官的生活，幾乎是日日聚宴。清人張宸的《平圃遺稿》說，京官聚宴習以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於人數”。也就是說，別人請客你不能不去，別人請客你也不能不回請，否則你就不是圈子裡的人，自絕於廣大的人民群眾。李慈銘本年的日記也充分說明了京官幾乎每天聚宴的生活。李慈銘因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並不大，但已是你請我我請你，除了生病，幾乎沒有閒著的時候。這方面的花費，僅僅是支付各個酒店的飯錢就達到160兩，而一次的飯錢不過二三兩，這意味著李慈銘自己請客達到七八十次，差不多是五天一次。如果是五六位朋友互相請客，那麼就是每天都要在飯店吃一頓飯，每天都要下館子。這就是中國官場生活的特點，所謂飯菜基本不弄。

此前十年的光緒三年，李慈銘曾經因為弟弟去世而大為悲痛。他認為弟弟是因飢寒而死，自己對此負有責任，離別七載，自己寄給弟弟的錢還不到10兩銀子，而自己在京城的“酒食聲色之費”，一年至少也不下百兩銀子。〔1〕歷年關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