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上級為什麼能夠享有這些“福利”？自然是因為上級手裡有權力，而權力是一種能夠影響他人福利的能力。“影響”的方式是減少或增加，減少他人福利是“合法傷害權”，增加他人福利是“合理賜福/利權”。上級對於下級來說，正是因為擁有這兩種權力，所以下級不得不送禮，無論是情願的，還是不情願的，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

順治年間的陝西分巡西寧道王化淳，到任後藉口考察防守驛官，公開聲言：“送禮者免責，不送者即革。”〔1〕在傳統政治中，上級擁有對下級的支配權，下級的“福利”基本上由上級的意志所決定，上級可以包庇下級，也可以找理由懲治下級，所以王道臺敢於公開宣稱，送了禮的我就不追究你的責任了，不送禮的就等著革職吧。由於人有趨利避害的本能，每個人都追求“福利”最大化，為了避免個人福利損失，最好的辦法就是增加上級的“福利”——送禮是一種方式，巴結奉承也是一種方式，兩者的區別僅僅在於前者是物質性的，後者是精神性的。

送禮作為政治，它還有更深一層的含義。下級向上級送禮，上級還有上級，這樣禮物就一層一層地向上傳遞，最終在整個官場內部形成了按權力大小享有禮物、禮銀的分配格局。對於這種格局，咸豐四年（1854）四川學政何紹基分析說，基層州縣官員要向上級送禮，這和國家財政收入一樣，是不能短少的，而州縣官員的上級——“司、道、府、州又以所得於屬吏者，各效納於上官”。（咸豐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四川學政何紹基奏摺，《東洲草堂文集》卷二）這就是說，每一級下屬都要向上級送禮，上級在得到“禮”之後又再送給上級，就這樣這些銀子從縣裡流到市裡，又從市裡流到省裡，再從省裡流向北京。就整個官場來說，這是一個按權力大小分享福利的格局，是對一部分非正當社會財富按照權力大小進行的再分配機制。這，大概才是送禮的真義。

各級官吏在送禮政治中都得到了好處，增加了個人福利，那麼“福利”損失的是誰？

清代的一位官員分析說，州縣官員的上司向州縣索要禮物，“州縣官員藉此指名向民攤派者亦有，取庫銀未還者亦有，遇詞訟案勒索者亦有之”。（康熙四十八年九月十二日兩江總督噶禮奏摺）這段話指明瞭所謂的“禮”有三個源頭：一是“向民攤派”，二是“取庫銀”，三是“遇詞訟案勒索”。第一個是向老百姓攤派，巧立名目亂收費；第二個是挪用國庫的銀子；第三個是在司法審判的時候向原告、被告勒索錢財。〔1〕這三種做###產生什麼後果呢？亂收費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挪用國庫銀子造成了虧空的局面，司法審判時勒索錢財破壞了社會公正。虧空後會想方設法向老百姓伸手，說到底，“福利”損失的是老百姓。

一　曾國藩、李鴻章的煩心事（1）

現在中國的一些城市興起一種居住上的“東貴西富”或“東富西貴”之類的說法。這種說法由來已久。比如清代的北京，在居住格局上就有所謂“東富西貴”的說法。它的意思是，清代北京有一類“富人”大多居住在北京城南靠東面的正陽門東與崇文門外，所住多屬“華宅”，而中央六部的司局級幹部（司官）則多居住在靠西的宣武門外。（《清稗類鈔？胥役類》）這些“富人”到底是什麼人？他們靠什麼發財？

清同治七年（1868），捻軍即將被徹底消滅，這場從咸豐元年（1851）廣西金田起義開始，歷時近二十年的社會大動盪終於快要結束了。戰爭進入掃尾階段，軍費的報銷提上了議事日程。但是讓湘軍、淮軍的主帥曾國藩、李鴻章有點煩惱的是，軍費的報銷遇到了一點麻煩。麻煩的倒不是擔心皇上說他們花錢太多——他們為皇上保住了江山，即使多花點錢皇上大概也不會太在意的，反正也不是皇上自己掏腰包。既然皇上都沒有意見，那曾、李還有什麼要煩心的呢？

讓曾、李煩心的是“部費”。

按照大清帝國的財務制度，報銷的過程一般是這樣的：一、花錢的部門先對要求報銷的事項進行統計，填寫清冊，送交戶部（財政部），這叫“投文”；二、戶部接到報銷清冊後要對各項花費是否符合規定進行審查，看有沒有“以少作多、以賤作貴、數目不符、核估不實”等等“虛開浮估”的情況，這個過程類似於審計；三、戶部如果發現報銷清冊中有不合規定的情況，就要求申報部門重新核實，這叫“批駁”；四、等一切報銷專案都符合規定了，戶部題寫希望准予報銷的奏摺，交最高領導——皇上審批，皇上一般都會同意，因為戶部已經對報銷清冊進行審查，一切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