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頭腦中全都各自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

不過這會他把他的想象力用在猜度她驚慌失措的心情上——

趁著巡捕們亂作一團，他獨自一人跟在女人身後。她在紅磚砌牆的陰涼深巷裡疾走。磚牆下半截用水泥塗抹，沾滿褐色的水鏽和墨綠的青苔。陽光下，幾縷飄舞的棉絮掉落在頭髮上——此刻是燙卷短髮。船上那會，她梳著愛司頭。旗袍比薄呢大衣略長出一截來，鵝黃和綠色的格子。轉過夾弄時她的身體向左一側，頭部向前略傾，好像轉彎那頭有一張她熟悉的面孔，值得用這方法來讓人家大吃一驚。等到她手臂一擺，從牆角消失的那一瞬間，米色的大衣下像是有條鯉魚在扭動。

那天早上第二次再來貝勒路，一看到那女人站在視窗，他就猜出故事的一大半。出於某種他自己這會還弄不清楚的原因，他沒有對馬龍說實話。

連脾氣最古怪、從來都是板著臉的安南巡捕也不再讓他害怕，這得感謝少校。他伸手抓住她的手腕，快活地朝安南巡捕叫嚷，用的是法文，沒人聽得清他到底在說什麼，也沒人想搞明白。

她朝他瞪眼，但還是順服地跟著他走。他帶她轉上一條鵝卵石小道，兩旁是齊膝高的圍欄，圈著草坪，小路穿越草坪，通往荷花池。

他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也許因為他在船上看到她掉眼淚，也許因為他並不認為一位美貌婦人也有可能是致命的，也許因為他總是隔著鏡頭去看待那些讓人恐懼的危險事物。可少校告訴他，這些人是共產黨，金利源刺殺案是共產黨乾的。

“你倒沒帶著照相機？”她突然回過頭來說，沒意識到這個毫無意義的問題近乎坦白承認。

她茫然注視著池塘邊的水草，注視著灰喜鵲。

“那麼你想起我來啦？”他自己也想起那些海上景色，在陽光下泛著銀光的魚群，用灰綠色帆布遮蓋的救生艇，甲板上的胡桃木小桌。她怏怏不樂，驚訝地看著他的照相機，惱怒地扭頭離去。

此刻她也同樣惱怒。她一言不發，試圖用最冷淡的方式掃視他一眼，轉身便走。

小薛在她身後說：“那是我的職業，我是攝影師，嗯，攝影記者。”

這當然不是說謊。他一直都在把照片賣給報館和通訊社，何況是現在。少校說，你不妨有另外一個職業。我也可以給你一個巡捕房的番號，那你就要從下級探員幹起，按年資提拔。但這裡是政治處，我可以破格錄用情報人員。適當的時候，如果我能夠在你的述職報告下面加上幾條評語，租界警務處可以直接讓你當探長，甚至督察長。所以最好的辦法是你有個公開職業，暗中來幫我做事。

少校打兩個電話，約人家到法國總會喝上幾杯。第二天《Le　Journal　Shanghai》⑴的主編就讓人送信給小薛，他一到報社的寫字間，就有人把聘書交給他，還遞給他一盒燙金的名片。卡片上一面是法文，一面是中文。

她腳步一頓，猶豫片刻，猛然轉頭，眼睛裡閃耀著奇異的光芒。小薛突然意識到，他的輕佻言辭讓自己陷入危險境地。

租界各種小報花掉整整一個星期的版面，把真相告訴給飯桌上亟待獵奇的小市民，她是刺殺案的同謀，她是金利原始碼頭槍擊事件的主謀，編輯們還找來她的照片，以證明她的美豔和蛇蠍心腸。

幾家外國報紙和一兩家嚴肅的中文報紙謹慎地（附有確鑿的書面證據）指出，暗殺事件可能跟赤色暗殺組織有關。報紙同時刊發刺客團的正式宣告（提供者身份不詳。）。

少校明確對他說，這是一幫共產黨。

這會他倆站在湖邊。實際上，那只是個小水塘。往前走幾步。有個木板搭建的水榭，用木樁支撐，插在水底的淤泥中。夏天在那裡舉辦夜間音樂會，拉赫曼尼諾夫、德彪西，還有“美男子”薩蒂——lebeau。此刻在陽光下，這兒只有蝴蝶，還有幾種不知其名的小蟲。

他不太害怕共產黨，在他眼裡，他們都是另一個世界裡的人。也許現在正躲在租界外的某個偏僻省份。他們都是些膽大妄為的學生，幾年前他們在上海鬧出很大動靜，租界裡的外國人驚慌失措，他自己還有些幸災樂禍呢，可事情很快就平息下去。儘管如此，他們乾的事情與他一點關係都沒有。在租界裡，他才好算是主人，說不定他能把他們像客人一樣招待呢——

“你放心，我可以做你們的同路人——”，漂亮話甫一出口，小薛的心裡便有些發虛，微風盪漾，身影在湖面上陰險地扭動，像是個告密者。

“我同情你們。”他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