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

北大的路正長。

想起一件往事。十八歲那年的金秋，我獨自出門遠行。行前，很多人紛紛來探新聞。一個不怎麼認識的中年阿姨於是和我有了以下一段對話——

“你要去哪裡讀書？”

“北大。”

“什麼？”

“北京大學。”

“北京的哪個大學？”

“北京大學。”

“我知道是北京的大學，到底是哪個大學？”

〃。。。。。。。。。。。。〃

2007年10月30－31日，香港

侯桂新，北京大學中文系1995級本科生，1999級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2002年獲文學碩士學位。現為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2006級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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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靖江：遲到的異端（1）

我幾乎無法回想十六年前的自己：瘦削的身板上披掛著藏青色的大風衣，頭髮亂蓬蓬地撅在額前，眼鏡後面是一張自以為滄桑得要命的年輕面孔。和那些誤以夢為馬的詩人一樣，我也曾誤以為我們或能在一個信仰迷失的年代裡，攪混北大的一潭死水，讓一曲異端的歌謠自此流傳——雖然時至今日，那些真真假假的異端早已湮滅，但從某種意義上說，歌謠倒的確是流傳了下來。在我們險些被從北大一擊出局的前夜，同夥許秋漢寫下了一首憂憤的曲子：“讓螢火蟲在黑暗的夜裡放把火，”伴隨著酒瓶擲出窗外的破裂聲，他曾在一間黑黢黢的宿舍裡唱著，“讓我在燭光下唱歌”。十多年後，這首名為《未名湖是個海洋》的時代輓歌居然成了北大舞臺上青春無敵的大合唱，讓縮在觀眾席中的我不禁啞然失笑。

我的北大終究是一場十六年前的舊夢，只夠自己在煙氣騰騰的家裡偶然回想。那個時代的憤懣、張狂和波希米亞式的放浪形骸，幾乎成了一種無法言說的話語屏障，阻隔著我對於往事的客觀描述。與洋溢著物慾氣息和網路符咒的新世紀相比，我們身處的北大多少殘存了一些80年代的烏托邦氣質，又適逢中國社會的轉型之痛與人文精神的觸底反彈，因此在90年代的前幾年，以學生社團為主導的北大校園文化竟顯得有些離經叛道。

三兩年間，正統和非正統的北大新社團狼煙四起，山頭林立，打著學術、搖滾、延安思想、氣功、國情調查等五花八門的旗號，每天都在三角地的佈告欄中彰顯他們的力量——雖然在那個年代裡，破爛的招貼版上張貼的內容遠比今日更為火爆，隱約嗅得出危險的味道，但“整飭校園環境，拆除三角地”的偉大念頭還從沒有被擺在檯面上。老牌的“五四文學社”也正是在那個時候（1993年）才把海子的忌日定為“未名湖詩會”的正日子，而北大詩人們遽然擺脫了校園文化的青澀滋味，從詩藝和做派上都明顯江湖孟浪了起來。

90年代初期那段騷動不安的校園史，或許部分源自1989－1993年間對北大新生軍訓一年政策的反作用力。嚴苛漫長的軍政訓練沒能讓“奉公守法”成為北大學生內化的行為準則，倒讓不少正處在反抗期的青年男女愈發憎惡被束縛、被壓抑的生存狀態。以致於我所在的法律系不得不經常舉行“遵紀守法大會”，拉一些違規的學生上臺給大家“作報告”。而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單位”體制在這一時期迅速瓦解，也讓更多非主流的邊緣文化進入北大學生的視野之內。除了法國學校的藝術電影、歌德學院的文化講座之類西洋舶來品，除了正當紅的搖滾樂隊如黑豹、唐朝和眼鏡蛇之外，《流浪北京》、《我畢業了》、《北京雜種》之類的地下電影開始鬼祟流傳，而聚居在相隔北大不遠的圓明園村落裡的流浪藝術家群落，也用他們貧困、混亂而自由的生活方式，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那一時期北大校園的文化氣質。

2005年末，中國《美術觀察》雜誌在其視角宏大的《30年美術大事記》中以編年體的體例記述：“（1993年）12月3日，應北京大學‘九十年代社’之邀，圓明園畫家在北大三角地舉辦露天現代藝術展。”在畫家們自己整理的《圓明園畫家村大事記》中，對這次畫展描述得更加詳細：“由北京大學學生社團‘九十年代’出面邀請、經北大團委批准，圓明園畫家在北大三角地舉辦了《九十年代現代藝術大展》。引起北大及社會各界的反響，被稱為‘為北大新文化的成長開路’。這也是近幾年在全國高校中舉辦的首次較大規模的藝術展覽。當時大多數‘圓明園畫家’都參加了展出。”

北大三角地的露天畫展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