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許多嚴重的問題。當年魯迅先生就曾經針對由激情喚發起來的青年學生的群眾運動易於陷入“非理性”，而提醒“點火的青年”，一定要對群眾“竭力啟發明白的理性”（《雜憶》）；魯迅更是一再地呼籲，不要“赤體上陣”，“虛擲生命”，對輕言犧牲者保持高度的警惕（《空談》）。充滿政治激情，而又毫無政治經驗的、不成熟的年輕學生，在複雜的###中，是很容易被某種政治勢力所利用的。這在北大的百年曆史中，是有過慘痛的教訓的。我說的是被稱為“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從表面上看，北大也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那據說是“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是起了在全國範圍內點火的作用的。現在已經清楚，這一切都是被操縱的。問題是，有那麼多的北大人（全校師生員工中的大多數），如此狂熱地捲入，並且在捲入過程中出現了大量的令人髮指的暴行，從而構成了北大百年曆史中最黑暗的一頁。問題更在於，捲入運動的絕大多數北大人，甚至那些暴行的製造者的多數，都是懷著巨大的政治激情的。這是不是可以說，人的內在激情被喚起，如果同時誘發出人的本性中的惡，又陷入非理性的放縱，就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呢？這些問題當然有待於從不同方面更深入地研究與探討，不是我這裡所能說清楚的。但無論如何，“文化大革命”的這段歷史，以觸目驚心的事實，揭示了北大人，特別是青年學生的巨大政治參與熱情，有可能被利用的危險。這是應該引起警覺的。當然，也不能因此走向否認政治參與的另一極端；如前文所說，這種參與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是不可避免，具有積極意義的；問題是要在這樣的參與中注入更多的科學理性的精神，更要強調參與過程中的獨立思考，懷疑主義的批判（包括自我懷疑與批判）精神，民主意識，對個體精神自由的尊重與保護，將大學的政治參與真正建立在學理的研究的基礎上，等等。本書收入了有關北大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部分回憶與反思，作為對那位貴州邊城的朋友文章裡的呼喚的一個響應；希望能夠引起北大人與關注北大命運的朋友們更為深入的思考。這樣，我們“走近”北大，就不只是觀賞校園風景、閒聽文人軼事，還能多少掀起點心底微瀾；我這半個多月以來冒著酷暑編書的辛苦，也算是有了代價。

——但願如此吧。

1998年8月23日寫畢於燕北園

。　想看書來

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1）

近年時有朋友談及大學人文精神喪失，大學精神價值失落的問題；我因此而想起了現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往事——

辛亥革命後，蔡元培先生就任共和國第一任教育總長，即召開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以作為“全國教育改革的起點”，並在會上提出兩個重要提案。一是廢除前清學堂管理通則中有關“拜孔子儀式”的規定；出席會議的議員經過熱烈討論，認為若將此案明白公佈，恐引起社會上無謂之風潮，故只需在學校管理規程中刪去這一項，此議案因此而不予成立。第二項重要議案是擬定“教育宗旨”，蔡先生提出五項：一、道德主義；二、軍國民主義；三、實利主義；四、世界觀；五、美感。會議最後審查的決議卻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國家為中心，而以實利教育與軍國民教育輔之。至美育一層，議加入中小學校、師範學校教則，俾知注意。”後議長又以加入“世界觀”三字付表決，贊成者少數。蔡先生教育思想中“世界觀”與“美育”兩條被攔腰砍去，此事引起了強烈反應，一位先生因此連呼“大奇！大奇！”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474—475。

此事發生在1912年，即本世紀初。處於世紀末的我們今天看來，教育宗旨中砍去“世界觀”與“美育”，後果不只是“奇”而已，簡直是埋下了禍根的。

我們還是先集中討論蔡先生的教育思想。首先要說的是，蔡先生提出的兩項提案是有內在聯絡的，目的是在與傳統的“君主時代的教育”劃清界限，以為全國教育改革掃清道路。因此，蔡先生在臨時教育會議開幕式上報告開會宗旨時即指出，君主時代的教育的最大特點與弊端就在於，引國民“遷就於君主或政府之主義”，“使受教育者皆富於服從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駕馭”。因此，蔡先生所要進行的教育改革，其基本目的，就是要使國民與受教育者從“服從”他者（君主、政府……）的奴役狀態中解放出來，獲得精神上的自由與解放。廢止祭孔，自然是因為要避免思想“定於一尊”；強調世界觀教育與美育，也是為了使受教育者擺脫種種精神束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