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藉此良機剷除契丹這個無恥的東胡蠻種，這是聖主、中樞和衛府的癢處，一撓即中，其二，就是以此為藉口開始第三次東征的準備，把前期預想變成既定事實，如此不但有助於聖主和中樞透過第三次東征的決策，還能提前完成第三次東征的全部準備工作，比如先行渡過遼水攻佔高句麗西北重鎮扶余和新城，這樣當第三次東征開始，我們只要集中力量攻打平壤即可，如此我們的攻擊速度會更快，用來攻打平壤的軍隊會更多，我們甚至可以搶在雨季到來之前包圍平壤，以前所未有的大捷結束這場耗時三年的遠征，而這同樣是聖主、中樞和衛府的心病所在，只要對症下藥，必能妙手回春。”

虞世基笑了，意味深長。封德彝不愧是政壇上的“不倒翁”，這揣摩上意、投其所好的手段，正是官運亨通的秘訣所在，只是這一手段看似簡單，若想運用到爐火純青、出神入化之境卻是難之又難，而封德彝無疑就是其中“高手”，此刻就連虞世基也是自嘆弗如。攻敵之計重要嗎？計策必須符合軍事常識重要嗎？實際上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這個計策能否達到政治目的，實現政治利益，否則就算它再精妙，結果再美好，也無濟於事，相反倒有能幫助了敵人。

“善！”虞世基稍加考慮後，當即決斷，“某親自去找新安王（蕭瑀），說服他加大對安州的支援力度，但衛府那邊……”

軍方“山頭”太多，派系太複雜，尋求支援的難度太大，而就這件事本身而言，軍方首要考慮的是計策的可行性，其次才是政治需要，畢竟政治目的的實現建立在軍事勝利上，如果計策不可行，必敗無疑，那還談什麼政治需要？

當然，軍方勢力雖然複雜，但目前位於中樞核心層的軍方統帥，都是聖主的親信股肱，只要聖主堅持，他們也不會反對，然而此刻恰好處在一個特殊時期，聖主為了發動第三次東征，為了贏得軍方的支援，以商討南北形勢急劇變化下國防戰略的調整為藉口，向十二衛府的眾多統帥發出了“召喚”，最近一大批衛府將軍從四面八方趕到高陽宮，其中包括從遼東趕來的太僕卿檢校右翊衛將軍楊義臣、右武衛大將軍李景、左御衛將軍薛世雄、右御衛將軍張瑾等遠征軍統帥，還有從東都趕來的兵部侍郎明雅、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左翊衛將軍郭子和、右驍衛將軍李渾、左武衛將軍崔弘升，還有從太原趕來的右候衛大將軍郭榮，右候衛將軍楊子崇和右屯衛將軍潘文長，以及從彭城趕來的左驍衛將軍董純。

新形勢下國防戰略的調整重心在北疆，雖然西疆那邊也是危機重重，但南北大戰的主戰場在北疆，北疆防禦策略的調整是重中之重，而當務之急便是把包括幽燕在內的整個東北疆地區的形勢迅速穩定下來，把南北大戰場的側翼穩固下來，以便集中力量於代北、靈朔一線的正面戰場上擊敗大漠北虜，為此就必須在最短時間內徹底解決高句麗，結束曠日持久的東征，所以中土是否發動第三次東征就成為此次中樞和軍方商討的重點；同時因為安州易主，東北劇變，磧東南的突厥人和弱洛水兩岸的東胡諸種迅速陷入戰亂，已經危及到幽燕和遼西遼東的鎮戍安全，所以中土是否藉此機會公開介入東北戰場以謀取最大利益，亦成為必定商討內容之一。

由此不難推及，這份剛剛從古北口送來的奏章，必將在中樞和軍方掀起波瀾，而虞世基和封德彝所議之計，實際上就是推動中土公開介入東北戰場，從突厥人的嘴裡奪走東胡諸種這個“獵物”，摧毀突厥人位於東北的有力別部，斷其一臂，如若成功，必將幫助中土在南北大戰前搶佔有利先機。這從政治上來說對軍方有利，可以藉助這一功勞恢復衛府的聲譽，同時也可利用東北戰場來吸引和牽制突厥人，幫助遠征軍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心無旁騖一鼓作氣攻克平壤，就此贏得東征的最後勝利。

總之行宮當前的特殊局面，對加大支援安州的力度還是非常有利，關鍵就在於必須爭取一些軍方將領的支援，否則在波詭雲譎、爾虞我詐、不擇手段的高層政治鬥爭中，不論是安州的北征弱洛水之計，還是虞世基和封德彝的公開介入之策，都有可能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當前高層政治鬥爭愈演愈烈，尤其在楊玄感兵變失敗，改革派借“清洗”之名打擊保守派，導致兩京政治危機急劇惡化，改革派和保守派已經箭拔弩張一觸即發，稍有刺激就要反目成仇、大打出手了。這種極端惡劣的政治環境下，雙方理智正在逐漸喪失，集團利益已經凌駕於中土和國祚利益之上，雙方為了打擊對手已經無所不用其極，某些政治立場激進者甚至已經喪心病狂，不惜出賣中土和國祚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