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舊繼續在護佑著他。

我們的研究小組走近霍洛，就像偵探們在調查一個新的犯罪現場。用《秘史》作為主要嚮導，我們橫跨平原，並從許多小山和丘陵地帶去勘察原始地形。在遠離有明顯界碑的山脈、河流和湖泊的開闊草原上，我們非常依賴牧民，他們慣於跨涉草原，就像水手慣於橫渡大海一樣。一群不斷更換的蒙古學生、學者、當地牧民以及養馬人，總是在陪伴著我們，他們之間在非常激烈地進行著爭論，試圖回答我正在探討的問題。他們的判斷和答案總是比我的好，而且他們問的問題對我來說是從未想到過的。他們瞭解牧人的想法，儘管在陌生的地域，他們也能很容易地確定，他們的祖先將會在哪裡紮營，或將會按哪個方向行進。他們很容易地鑑別出哪個地方蚊蟲多，因而不適合夏季紮營，哪個地方太過暴露，故不適合冬季宿營。更重要的是，他們樂意驗證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騎著一匹馬從一個地點到另一個地點究竟需要多少時間，或對不同地方的土壤和草進行比較，弄明白馬蹄聲的回聲會如何不同。他們知道騎馬越過凍結的江面需要多厚的冰，何時可步行穿過，何時可破冰涉水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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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成吉思汗是位實幹者（9）

有些描述性質的蒙古地名為我們提供了機會，可以輕而易舉地將它們恢復成蒙古語，或運用到我們周邊的地形上。檔案中敘述到成吉思汗首次成為部落首領是在克魯倫（Khara　Jirugen）山下的克霍克（Khokhhu）湖，它的意思是指“黑心形狀”山下的“藍色湖泊”。那個地方的特徵儲存了好幾個世紀之久，任何人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它。另外有些地名與成吉思汗的出生有關，比如烏得爾山（Udder　Hill）和斯普林湖（Spleen　Lake）。這些名稱是適用於描述那個地方的外形特徵，還是適用於描述事件曾在那裡發生過呢？由於這種不確定性，這些名稱顯得更具爭論性。而且，因為這一地區經歷八個多世紀的風蝕和乾旱，山或湖的外形也會發生改變。

漸漸地，根據已有的證據，我們盡力將故事接續起來。尋找到成吉思汗童年時期生活過的地方，並追尋成吉思汗的成長之路，有關他生平的一些誤解就能夠立即得到修正。儘管我們對成吉思汗出生地——斡難河邊的小山丘——的準確特徵存有爭議，例如，非常明顯，那條有著很多沼澤而又長著繁茂樹木的流流，與寬闊空曠的草原相比是很不一樣的，草原是大多數遊牧民所生活的地方，也是大部分歷史學家認為的成吉思汗的成長地。這種區別使得他與其他的遊牧民之間的差異變得相當明顯。我們隨即就可明白，為什麼《秘史》在成吉思汗的童年時期經常提及的是狩獵而非放牧。地理條件本身將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涯與西伯利亞文化更為緊密地聯絡起來，《秘史》所言蒙古人即發源於這種文化；而不是與空曠平原的突厥部族聯絡在一起。反過來，這資訊大大地影響我們對成吉思汗戰爭方式的理解，並影響我們去認識他是如何將敵對平民視作被驅趕的牲畜，而又如何將敵方士兵視如被追捕的獵物的。

在變化異常的條件和處境下，五年間，我們的小組不斷外出。2001年1月，在合剌主魯格（Khorkhonag）草原，那裡的氣溫變化幅度超過一百五十度——從沒有遮蔽的廣闊地面的一百多度高溫，到零下五十一度的低溫。在這樣的地區，我們經歷著旅行中遇到的各種各樣的災厄與幸運。我們的交通工具被圍困在冬天的冰雪中，被阻滯在春季的泥淖裡，或者陷入夏季的沙石中；甚至有一次被暴發的山洪所沖走。很多次，我們的帳篷被風雪破壞，有時也被爛醉的狂歡所毀壞。在二十世紀最後的幾個夏季，我們盡情地享受無限的牛奶羊肉。然而，在本世紀的頭一年裡，我們也經歷了動物饑荒所帶來的最糟糕的年份，這個動物饑荒稱為“阻德”　，那時我們周圍的馬和犛牛全部倒斃，夜間所有的大小動物都直挺挺地被凍死。

然而，在我們的工作中，從沒有一刻的懷疑或危險。與永久地生活在那些地區的牧民和獵戶日常生活中的艱難相比較，我們的困難是不值一提的。總有意外的插曲，開始只是一種麻煩，最後卻總能教我很多有關所在地區及其人民的新知識。從一天在馬上行進近五十英里這點上，我明白了用十五英尺的絲帶緊緊地束住下腹部，實際上可以固定住內臟並防止嘔吐。我還明白，在如此漫長的艱苦跋涉中，當沒有時間停下來生火做飯時，口袋裡常備的幹乳酪有多麼重要；騎在木馬鞍上時，我認識到身穿稱為“迪爾”　的厚蒙古長袍的實用性。有一次在不兒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