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正式發出一份公告。一九二一年八月二日《上海生活報》曾揭載：

“前天（引者注：指七月三十一日），法國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國團體說，根據新的規定，一切團體在他們待的地方舉行會議必須在四十八小時以前取得警察的批准。”

顯而易見，這是法國警察在七月三十日晚發覺李公館內“中國團體”在開會而發出的警告式通知。

從此，法國警察加倍注意“中國團體”的動向。

漁陽裡二號，恰恰又是法租界，在法國警察的管轄範圍之內。陳獨秀成了密探跟蹤的物件——尤其是陳獨秀一次又一次與馬林密談，而馬林則是密探監控的重點人物。

十月四日下午，漁陽裡二號的黑漆大門忽地響起敲門聲。這顯然是陌生客人來臨，因為熟人都知道進出後門，不會去敲前門。正在客廳閒坐的包惠僧，趕快去開前門。門外站著三四個陌生人，一副上海“白相人”的派頭，說是要“會一會陳先生”。

包惠僧見來者不善，推說陳先生不在家，欲關上大門，那班人便搶著進屋，把正在客廳裡的楊明齋、柯慶施都看住。

陳獨秀聽見下面有吵叫聲，便知不妙，連忙下樓，從後門出走。誰知剛到後門，那裡已有密探看守。

於是，陳獨秀和妻子高君曼以及包惠僧、楊明齋、柯慶施五人都被押上警車，直奔薛華立路（今建國中路）法國總巡捕房。

在審訊中，陳獨秀自稱“王坦甫”，說是偶然來漁陽裡二號，遭到誤捕。

被捕另外四人，也報了假名，掩飾身份。

不料，在陳獨秀等五人被捕之後，邵力子帶著褚輔成去漁陽裡二號訪問陳獨秀。褚輔成是社會名流，同盟會元老。一九一七年八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時，褚輔成是副議長。邵力子和他一進漁陽裡二號，當即被密探抓獲，也押送法國總巡捕房。

在巡捕房，陳獨秀一見到褚輔成，正要打手勢，示意不認識，哪曉得褚輔成已先開口：“仲甫，怎麼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搞到這兒來了！”

這下子，“王坦甫”露餡！

不過，陳獨秀仍舊為另四人遮掩，說他們是在他家打麻將，與他無關。

陳獨秀被捕的訊息飛快傳進馬林的耳朵裡。“火山”震驚了，全力以赴營救陳獨秀。

馬林請當時上海著名的法國律師巴和出庭為陳獨秀辯護。馬林還動用共產國際的活動經費，打通法國總巡捕房的各個“關節”，並交白銀五百兩，人銀並保。

馬林又讓張太雷聯絡褚輔成（後來他迅速獲釋）、張繼等社會名流出面保釋。

折騰了半個來月，在十月十九日，高君曼、包惠僧、楊明齋、柯慶施獲釋；十月二十六日，陳獨秀獲釋。

經過這次共患難，兩座“火山”之間建立起真誠的友誼——雖然有時因意見不合仍會“噴發”，但彼此之間已推心置腹，互以戰友相待。這樣，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馬林和作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局書記的陳獨秀攜手合作，使中國共產黨中央局的工作順利開展起來。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陳獨秀髮出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標誌著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開始正常運轉：

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

同人公鑑：

中央局決議通告各區之事如下：

（一）依團體經濟情況，議定最低限度必須辦到下列四事。

（A）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五區早在本年內至遲亦須於明年七月開大會前，都能得同志二十人，成立區執行委員會，以便開大會時能夠依黨綱成立正式中央執行委員會。

（B）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必須在明年七月以前超過二千團員。

（C）各區必須有直接管理的工會一個以上，其餘的工會必須有切實的聯絡；在明年大會席上，各區代表關於該區勞動狀況，必須有統計的報告。

（D）中央局宣傳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須出書（關於純粹的共產主義者）二十種以上。

（二）關於勞動運動，決議以全力組織全國鐵道工會，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唐山、南京、天津、鄭州、杭州、長辛店諸同志，都要盡力於此計畫〔劃〕。

（三）關於青年及婦女運動，使各區切實注意，〔青年團〕及“女界聯合會”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內即寄上，望依新章從速進行。

中央局書記

T�S�CHEN（引者注：即陳獨秀）

一九二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