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陋。而矯枉過直，加以懸揣臆斷，不顧事理之安。至謂《左傳》事蹟皆聖人之所刪，不當復存其說。考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尚書》者，左史類也。

《春秋》者，右史類也。劉知幾作《史通》，敘述源流，至為明析。心敬乃援《尚書》為例，謂事蹟之可存者聖人必存，如典、謨、訓、誥是也。事蹟之不可存者，聖人必刪，如《左傳》所載是也。因而盡廢諸《傳》，惟以《經》解《經》。

不思《經》文簡質，非《傳》難明。即如“鄭伯克段於鄢”一條，設無《傳》文，則段於鄭為何人，鄭伯克之為何故，《經》文既未明言，但據此六字之文，抱遺經而究終始，雖聖人復生，沈思畢世，無由知其為鄭伯之弟，以武姜內應作亂也。

是開卷數行，已窒礙不行，無論其餘矣。況自有《六經》以後，歷漢至今，通儒輩出，其失經意者固多，得經意者亦不少。心敬乃一概排斥，謂孔子之後惟孟子能知，孟子之後直至心敬乃能知。甚至謂孔門諸子未見《春秋》，故《論語》無一字及之。子思亦未見《春秋》，故《中庸》亦無一字及之。至孟子搜尋闕里，始見本經。揆以事理，豈其然乎？

△《春秋深》·十九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許伯政撰。伯政有《易深》，已著錄。是書謂孔子既因魯史作《春秋》，其史中所載事實，即為之傳。今《左傳》中敘而不斷，言約旨精者，即孔子所作。

其有加註解，如“段不弟，故不言弟”之類；又加論贊，如“君子曰”、“仲尼曰”之類：詞氣浮誇，多與《經》旨相悖，乃屬左氏增設。書內皆列之小注，使不與本《傳》相混。其有《傳》無《經》者，則全刪不錄。按近時河南張沐著《春秋疏略》，以左為列於《經》左之義，不為人姓。伯政蓋踵是說。然又覺《傳》中論贊或稱孔子、或稱仲尼，究不類孔子所自作，故更變其說，歸於左氏增加耳。至《春秋》之用周正，原無可疑。其兼用夏正，以便民事，則有《周禮》“正月正歲”之文顯然可據。伯政但摭經書中夏正之文以相詰難，蓋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左傳》“王周正月”一語，尤為確證。伯政並此二字詆為不通，以為後人所加。則凡古書之害於己說者，悉以後人竄入概之，天下無不可伸之論矣。

惟其考定每年十二月朔日甲子及節氣時刻，俾二百四十年間置閏之得失、干支之次序一一可見，以伸其合於夏正之說，似乎可據。不知周正、夏正，在月不在日。

其月雖相差六十日，而其日則六十甲子剛及一週。不論周正、夏正，其朔望原未嘗改，不足以為建寅之據。亦不揣本而齊末也。

△《春秋集古傳注》·二十六卷、《或問》·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郜坦撰。坦，淮安人。是書成於乾隆乙丑。首為《纂例》十五篇，末為《或問》六卷，言所以去取諸家之意。《經》文皆遵《左氏》，不遵《左氏》者，惟“紀子帛”改從伯、“君氏卒”改從尹、“鄭人來渝平”改從輸三條耳。其事蹟亦據《左氏》。其所集傳注，多用杜預、孔穎達、啖助、趙匡、陸淳、孫復、劉敞、孫覺、程子、許翰、胡安國、高閌、陳傅良、張洽、趙鵬飛、家鉉翁、吳澄十七家之說，而別採宋元諸家以輔之。在說《春秋》家，亦非純尚空談者。然持論亦傷深刻，又時時好出新意，而不盡允協。如改“君氏”為“尹氏”，仍以為即公囚於鄭之“尹氏”，則沿襲金履祥之說，殊為附會。又如趙盾弒君越境乃免，趙匡、劉敞、孫覺、朱子、呂祖謙諸儒皆以為必非孔子之言。而坦於《或問》中則雲：“越境而不返乎？晉國董狐又何言以正其弒”？於《集古傳注》中則雲“去國不返，然後君臣之義絕。越境乃免之言，為今無將之心者開一門路”云云。

夫《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曾謂聖人而為後世開一門路，使奸雄藉口乎？至於城楚丘之說，其《傳注》本主劉敞，而《或問》則以為主孫復。二書之中，不免偶傷牴牾，猶其小節矣。

△《春秋義解》·十二卷（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夢鵬撰。夢鵬字雲翼，蘄水人。乾隆辛未進士，官饒陽縣知縣。是書卷首列孟子、朱子之論《春秋》者為《述孟》、《述朱》。次為《王朝世次考》、《列國世次考》、《魯世次考》。以下十二公為十二卷。大旨尊《公》、《穀》而斥《左氏》。其《自序》謂：“《公》、《穀》比事屬辭，義不詭於儒者，而斤斤於日月、名氏、爵號以求例，曾謂《春秋》之旨盡如是乎？若《左氏》紀事多而誤，說《經》疏而謬。如莒密州之事，《經》不雲世子展輿也，而《左》以為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