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國聯大會次日召開，顧維鈞是中國代表團團長。

黃蕙蘭晚年對此感慨良多，她說她敬佩顧維鈞的才華，但他缺少溫柔和親切的天賦。“他對我不是很親熱，而是常常心不在焉，有時令人討厭。他最關心的是中國，為國家效命。”“他是一位可敬的人，中國很需要的人，但不是我所要的丈夫。”她又說，“他娶妻子把她當做家庭中的一件裝飾品，就像托爾斯泰一篇小說中的那位丈夫一樣，把妻子當做家中的一把安樂椅。當這把椅子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見解時，這位托爾斯泰筆下的主角就會感到厭煩和氣憤了。”話語中隱隱顯出一種深沉而真實的泣怨。

花開花落水自流

儘管顧維鈞和黃蕙蘭的結合最後沒能善終，但誰也不能否認，他們曾熱烈地相愛過（1920—1956），誰也不能否認顧維鈞的外交成就中有黃蕙蘭的汗水和功績。顧維鈞也承認：“她很幫忙，昔在巴黎時，帝俄時代的王公伯爵都逃亡法京，他們雖失政權，但在法國的高階社會里擁有勢力。她最喜歡與他們結交，並以此自傲。在使館裡三日一大宴，四日一小宴招待他們。”用的都是她自己的錢。顧維鈞在評價他的3次婚姻時也很中肯：唐寶給他帶來順暢的仕途；黃蕙蘭的財富替他點亮他的外交生活；嚴幼韻讓他享受愛情和健康。

黃蕙蘭嫁給顧維鈞後，自此成為貴婦人。她挾慈父之多金，依貴婿之顯要，如魚得水，左右逢源，活躍於國際外交權貴之中，“過著令人興奮的日子。”

顧維鈞才華出眾，外電評說他“平易近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