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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伴隨著這些生理變化,雙方的社會焦慮感都會降低,身體彼此貼近帶來的快感會增加。在草原田鼠中,這些荷爾蒙是形成終身配偶關係的關鍵。當研究者們向它們的大腦中注射更多這樣的荷爾蒙時,草原田鼠會更加傾心於對方。在山地田鼠中,情況則恰好相反,注射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和後葉加壓素對改變它們的濫交性行為毫無用處,也無法把它們由放蕩不羈的牛仔變成性格安穩、更加社會化的好傢伙。所以荷爾蒙本身說明不了問題。

因賽爾發現,這兩種老鼠的大腦結構存在顯著區別。草原田鼠接收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和後葉加壓素的神經末梢主要集中在大腦中的某些特定區域,這些區域與情感的回報和增強相關。雄鼠和雌鼠交配時,荷爾蒙水平的急劇上升刺激了這一特定區域,也因此使它們更加愛對方。顯然,愛人的眼光(或者更可能是氣味),使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和產生快感的神經傳遞素多巴胺產生了美妙的相互作用。而山地田鼠的神經末梢主要分佈在大腦其他地方,這些山地田鼠專注於“一夜情”。在它們眼裡,這隻山地田鼠和那隻山地田鼠並沒有區別,因此社會紐帶也就不存在了。

人類,這個自稱單一配偶的物種又如何呢?人的大腦在多大程度上與草原田鼠類似呢?或者說,我們是不是披著人皮的山地田鼠呢?研究者透過觀察自稱瘋狂墜入愛河的學生情侶發現,磁共振成像顯示他們的神經末梢反應好像集中在與毒癮有關的大腦區域。事實上,他們的大腦神經反應看起來與正在吸食可卡因的人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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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本能(1)

也許你並沒有瘋狂地愛上你的同事。因此,這些荷爾蒙的研究和工作場所有什麼聯絡呢?即使是在陌生人之間,小小的表示信任的行為都能夠引起血液中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水平的快速激增。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克萊爾蒙特大學進行的一項實驗中,研究者在計算機實驗室內把相互不知姓名的一群人隨機分成兩人一組。研究者給“第一決策者”(DM1)10美元並告訴他可以與“第二決策者”(DM2)分享從0到10美元的任何數額的錢,第二決策者實際上將得到該數額3倍的錢。然後第二決策者可以選擇要不要將其中一部分錢返還給第一決策者。到此實驗就結束了。每組的兩個決策者只能透過計算機聯絡,不能面對面。

標準的經濟學理論——“理性經濟人”模型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互相信任的水平應該是零。互惠的利他主義和同族選擇進化理論都不能提供任何理論基礎,期望慷慨或者是信任行為的發生。DM2永遠不會遇見DM1,對對方友善並不能給自己帶來益處,而且吝嗇一點也不會有遭到報復的風險。意識到這一點,DM1應該將這10美元裝進自己的口袋並一走了之。但是根據神經經濟學研究中心的主任保羅·扎克的統計,在上百次實驗中,75%的DM1與對方分享了他們的錢。更值得注意的是,感受到了這種信任的DM2中有90%給予了對方回報。

他們為什麼如此友善?雖然我們是在純理性的基礎上做生意的,但是像扎克這樣的神經經濟學家認為,我們的感情通常比物質更重要。這些感情很可能潛在地影響了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在克萊爾蒙特大學的研究中,血液檢測顯示,DM2從DM1處得到的錢越多,他們的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的峰值就越高,他們向對方回報的錢就越多。扎克總結為,當其他人信任你的時候,其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水平就會升高,而且信任行為本身能夠激發別人的信賴。因此,山地田鼠可能在偷偷猜想,人類在進化中應該形成了信任的本性吧。忠誠、共享和互助不僅僅是貼在公司大門上的口號,這其實就是人類本性的一種表達,是千百萬年來內部成員相互信任的集體和部落能夠生存下來的原因。

再次,我還要在這裡談幾個問題。在純技術層面,血液和大腦中的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的水平是否一致,這個問題很複雜。因為有一種被稱做血腦屏障的細胞組織控制著試圖進入大腦的物質。如果你想衡量大腦中的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的實際水平,你需要在頭骨上鑽孔並用針刺,或者做腰椎穿刺,恐怕絕大多數人不願做這樣的實驗物件。但是動物研究實驗已經初步表明,血液和大腦的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水平確實一致。研究者還發現,自閉症患者的腦髓流動性較差,自閉症患者無法進行正常的社會交往可能是受到腦下垂體後葉荷爾蒙不足的影響。

另一個更具實質性的問題是,實驗室裡的實驗並不是真正的生活。克萊爾蒙特大學研究中的金錢數額不大,不是5 00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