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由重灌辦協調，國家從美國著名礦山機械製造商海丁斯菲爾德公司那裡引進了40輛150噸電動輪自卸車。按照合同規定，這40輛自卸車中間的20輛在美國原廠製造，另外20輛則交由羅丘冶金機械廠製造，海菲公司需要向羅冶轉讓全部的製造技術，併發放製造許可證。

這種方式，便是80年代非常流行的“市場換技術”方式，海菲公司想要獲得中國市場，就必須拿出技術來進行交換，否則中國就會轉向海菲公司的競爭者去採購這批自卸車。如果中國是一個小國家，提出這樣的要求自然是不會得到響應的，但中國卻是一個讓各家裝備巨頭都不敢輕視的大國，誰都無法想象失去中國市場的結果，因此市場換技術這種方式，便非常普遍了。

當然，國外裝備企業答應向中國轉讓技術，還存著另外的一些想法。有些企業覺得中國技術水平低，不可能真正掌握這些高階技術，他們即便是答應轉讓技術，最終也不會受到什麼損失。還有一些企業則所圖更大，他們向中方轉讓七八成的技術，留下少數關鍵技術，用於卡中方的脖子。例如，一臺裝置中間少數幾個部件的製造技術，外方是不轉讓的，中方如果要自己製造這種裝置，就必須從外方採購這幾個部件，而外方則可以把這幾個部件賣出一臺裝置的價格，賺取更大的利潤。

類似於這樣的把戲，歐美國家的企業對東南亞、南美的一些國家也都採用過，而且屢試不爽。

羅冶接受海菲公司轉讓的150噸電動輪自卸車製造技術，中間也涉及到一些對方不同意轉讓的關鍵技術，這是沒辦法的。不過，海菲公司並沒有因為對這些關鍵技術的壟斷而獲得好處，因為羅冶並不是菜鳥，它是曾經自主研發過120噸電動輪自卸車的，有著非常厚實的技術積累。在消化了海菲公司轉讓的那部分技術之後，羅冶組織技術攻關，突破了若干項海菲公司封鎖的技術壁壘，實現了關鍵部件的國產化。

如今，羅冶獨立生產的150噸自卸車，與從海菲公司原廠進口的已經相差無幾，而價格卻低了兩成左右，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採購羅冶的自卸車不需要用到寶貴的外匯，這對於外匯極度緊張的中國是非常有意義的。

羅冶的廠領導們信心滿滿，覺得有了150噸自卸車這樣一個神器，羅冶未來20年都吃喝不愁了。可誰曾想，技術上突破了，市場卻沒有拿到。羅冶原本計劃每年在國內市場上銷售40輛以上的150噸自卸車，結果去年拿到的訂單連20輛都不到，這其中還多虧當年馮嘯辰替他們拿下了紅河渡銅礦。由於馮嘯辰折服了紅河渡礦務局的老局長鄒秉政，紅河渡銅礦成為羅冶的鐵桿使用者，去年不到20輛的訂單中，就包括了紅河渡提供的8輛。

眼看著沒米下鍋，羅冶的廠領導慌了神，開始進行緊張的公關，派出人員前往各處礦山聯絡感情，推銷自卸車。王偉龍因為曾經在經委冶金局借調過，是羅翔飛的老部下，因此被廠長指派前往京城來找重灌辦幫助協調。也正如羅翔飛說的那樣，王偉龍到京城之後，除了找羅翔飛訴苦之外，還真的去社科院找過馮嘯辰，只是因為馮嘯辰外出開會，兩個人才沒有碰面。

“老王，我現在只是一個窮學生，你找我幹嘛？”

看著被羅翔飛用電話叫來的王偉龍，馮嘯辰笑呵呵地問道。

“當然是找你去救場了。”王偉龍道，“上次你去紅河渡，說服了鄒局長，現在鄒局長成了我們羅冶的堅強後盾，不但向我們採購自卸車，還拿出一筆錢和我們合辦了一個紅河渡礦山機械研究所，幾乎是無償地幫我們做工業試驗。我們廠長說了，請小馮你辛苦辛苦，幫我們再聯絡十家八家像紅河渡這樣的礦山，我們的業務就足夠了。”

“老王，你殺了我吧。就一家紅河渡，我差點沒讓老鄒把我給廢了。你以為說動一個老鄒這樣的老領導那麼容易？還十家八家的，你以為我是諸葛亮呀？”馮嘯辰沒好氣地斥道。

王偉龍那話自然是開玩笑，紅河渡的模式是不可複製的，像鄒秉政這種有大局觀念的單位領導並不好找。就算能夠說服幾個單位領導，他們也不見得能夠像鄒秉政這樣大權獨攬，一個人說了算。如果是集體決策，絕大多數的企業是會從自身利益出發的，這也是時下的主流了。

“其實吧，我這次到京城來，主要還是想走重灌辦的門路。”王偉龍轉了話頭，對羅翔飛說道，“羅主任，當初引進150噸自卸車專案，是重灌辦牽頭的，引進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重型自卸車的國產化替代。現在我們已經完成了重灌辦交付的技術研發任務，而且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