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故異同所在，較核事蹟，往往以此書為證。雖其文體平弱，不免敘次煩冗之病。而遺聞瑣事，反藉以獲傳，實足為考古者參稽之助。又歐史止述《司天》、《職方》二考，而諸志俱闕。凡禮樂職官之制度、選舉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開宋制者，一概無徵，亦不及薛史諸志為有裨於文獻。蓋二書繁簡，各有體裁，學識兼資，難於偏廢。昔修與宋祁所撰《新唐書》，事增文省，足以括劉眗舊書。而眗書仰荷皇上表章，今仍得列於正史。況是書文雖不及歐陽，而事蹟較備，又何可使隱沒不彰哉？謹考次舊文，釐為《梁書》二十四卷，《唐書》五十卷、《晉書》二十四卷、《漢書》十一卷、《周書》二十二卷、《世襲列傳》二卷、《僣偽列傳》三卷、《外國列傳》二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別為《目錄》二卷。而蒐羅排纂之意，則著於《凡例》，茲不贅列焉。

△《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內府刊本）

宋歐陽修撰。本名《新五代史記》。世稱《五代史》者，省其文也。唐以後所修諸史，惟是書為私撰，故當時未上於朝。修歿之後，始詔取其書，付國子監開雕，遂至今列為正史。大致褒貶祖《春秋》，故義例謹嚴；敘述祖《史記》，故文章高簡；而事實則不甚經意。諸家攻駁，散見他書者無論。其特勒一編者，如吳縝之《五代史纂誤》、楊陸榮之《五代史志疑》，引繩批根，動中要害，雖吹求或過，要不得謂之盡無當也。然則《薛史》如《左氏》之紀事，本末賅具，而斷制多疏。歐史如《公》、《穀》之發例，褒貶分明，而傳聞多謬。兩家之並立，當如三傳之俱存，尊此一書，謂可兼賅五季，是以名之輕重為史之優劣矣。

且周官太史掌國之六典，漢法亦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史之所職，兼司掌故。八書十志，遷、固相因。作者沿波，遞相撰述。使政刑禮樂，沿革分明，皆所謂國之大紀也。修作是書，僅《司天》、《職方》二考，寥寥數頁，餘概從刪，雖曰世衰祚短，文獻無徵，然王溥《五代會要》，搜輯遺編，尚裒然得三十卷，何以經修編錄，乃至全付闕如。此由信《史通》之謬談，（劉知幾欲廢表志，見《史通》《表歷》、《書志》二篇）成茲偏見。元纂宋、遼、金三《史》，明纂《元史》，國朝纂《明史》，皆仍用舊規，不從修例。豈非以破壞古法，不可以訓乎？此書之失，此為最大。若不考韓通之褒贈（案宋太祖褒贈韓通敕，今載《宋文鑑》中），有所諱而不立傳者，一節偶疏，諸史類然，不足以為修病也。修之文章，冠冕有宋。此書一筆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於風教者甚大。惟其考證之疏，則有或不盡知者。故具論如右，俾來者有所別白。其注為徐無黨作，頗為淺陋，相傳已久，今仍並錄之焉。

△《五代史記纂誤》·三卷（永樂大典本）

宋吳縝撰。案周密《齊東野語》曰：“劉羲仲，道原之子也。（案道原，劉恕之字也。）道原以史學自名。羲仲世其家學，摘歐公《五代史》之訛，為《糾謬》一書以示坡公。公曰：‘往歲歐公著此書初成，荊公謂餘曰：“歐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非也。子盍為之乎？”餘固辭不敢當。夫為史者網羅千百載之事，其間豈無小得失耶？餘所以不敢當荊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於其後耳’”云云。據其所說，似乎此書為劉羲仲作。然晁公武《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書五卷，《宋史·藝文志》載此書三卷，雖卷數小異，然均題縝作，不雲羲仲。又密引《揮麈錄》之言，亦稱縝有此書，而不辨其為一為二。（案《揮麈錄》所云乃《新唐書糾謬》，此引為《五代史誤》。）則密亦自疑其說。蓋傳聞異詞，不足據也。是書南渡後嘗與《新唐書糾謬》合刻於吳興，附《唐書》、《五代史》末。今《糾謬》尚有槧本流傳，而是書久佚。惟《永樂大典》頗載其文，採掇裒集，猶能得其次序。晁公武稱所列二百餘事，今檢驗僅一百十二事，約存原書十之五六，然梗概已略具矣。歐陽修《五代史》，義存褒貶，而考證則往往疏舛。如司馬光《通鑑考異》所辨晉王三矢付莊宗等事，洪邁《容齋三筆》所摘失載朱梁輕賦等事，皆訛漏之甚者。至徐無黨注，不知參核事蹟，寥寥數語，尤屬簡陋。縝一一抉其闕誤，無不疏通剖析，切中癥結，故宋代頗推重之。章如愚《山堂考索》亦具列紀傳不同各條，以明此書之不可以不作。

未可遽以輕議前修，斥其浮薄。至如所稱《唐明宗紀》“趙鳳罷”一條，徐無黨注中“忘其日”三字，檢今本無之。又《晉出帝紀》“射雁於繁臺”句，今本並無“雁”字。《周太祖紀》之“甲辰”當作“甲申”，今本亦正作“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