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幹部二處的工作時間也不長，只有三個月，因此，他對公安廳的副處以上的幹部非常熟悉。可是對於市委大院的人，他現在就算是對搞清潔的工作人員，都很熟悉了。

從幾百人裡面排出幾個不熟悉的聲音，對朱代東來說非常輕鬆。他很快就發現，邱濤正陪著凌松帆。而在他們不遠的一間房裡，有幾個陌生的聲音正在訊問市委辦秘書一科的副科長高愛英。

而從他們的口中，朱代東聽到了一個名字：紀文升。朱代東在聽到這個名字的同時，腦海裡馬上就浮現了這個人的資料：紀文升，男，四十六歲，曾經擔任過木川日報的記者、副社長、社會治理辦公室主任，後來調到人大擔任正處級幹部，前幾年辦了內退手續。此人可以說是一家都是國家工作人員，他的兒子是陸軍軍官學院畢業，現在某部擔任副連級幹部。紀文升的妹妹也是正團級幹部，而他父親也是木川的老幹部，已經逝世。而他的父親，也是幹部退休，住在市幹休所裡。

像這樣的人，誰會懷疑他會跟境外的間諜組織聯絡起來？可是偏偏這樣的人，就是間諜。他假著曾經擔任過領導職務，藉著跟機關裡的幹部，以前建立起來的關係，多次借閱甚至是借走機密級、秘密級檔案。

紀文升被境外的間諜組織收買之後，假借與高愛英丈夫合夥做生意為名，設下圈套，使他欠下鉅額債務。紀文升此後多次以要錢為名，到她的辦公室，以種種理由借走各種涉密檔案近五十份。不但要看，而且還要拿回家拍照。

此時的高愛英得知紀文升的真實身份之後，留下了悔恨的淚水：“紀文升來要錢的時候，不說要錢，只說隨便過來看看。他借檔案都說是要漲工作，恢復工作這些事，看看有什麼新精神沒有、領導講話什麼的，他就要拿回去看。有的時候他就說看不清，字小，眼花沒戴眼鏡，拿回去看行不行？就這樣拿走了檔案。”

“你從來就沒有懷疑過他的行為？”審訊人員哭笑不得，像高愛英這樣的幹部，竟然沒有一點保密觀念，這樣的人讓她擔任市委辦秘書科副科長，會給國家造成多大的損失？

“他是老領導，老黨員，我覺得他這麼大歲數，而且他的孩子也是軍人，妹妹也是高階軍官，他爸原來也是老幹部，他媽媽也在市幹休所住著。像他們家這樣的情況，我沒想過別的，現在這個年代我沒有那麼高的警惕性，給國家造成了損失，為此我很痛心。”高愛英懊悔的說，只是現在，她再後悔，也是沒有用的。被紀文升拿走的檔案，大部分都已經傳到了國外，造成的損失，也是不可能再挽回的。

朱代東在聽到這些對話的時候，也是怒不可遏，他相信高愛英的這些懺悔是發自真心的，但卻無法讓人接受如此蒼白的理由。因為“他”光榮的家史、因為“他”曾經是領導、因為“他”要學習，就可以將涉密檔案拱手相送了嗎？高愛英的和赤，嚴重違反了涉密檔案保密管理的最基本要求。

在一些人眼中，給老領導、已離開涉密崗位的同事、親人、朋友看涉密檔案，似乎是很正常的事情。這其中有親情、友情、有炫耀，也有礙於面子不能拒絕的心理。可是正是因為這樣的心理，讓這些無關人員隨便編個藉口，便得到了涉密檔案，實在讓人痛心疾首。

俗話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也許是因為有經濟上的把柄在間諜手中，高愛英不想得罪紀文升，因此滿足了其閱讀涉密檔案，進而拿回家看的無理要求。又或許是因為她的保密意識太薄弱了，一個市委辦秘書科的副科長，實際主持著秘書科工作的重要機關幹部，如此沒有覺悟，實在讓人痛心。

而且在紀文升拿出涉密檔案的時候，無人檢查、無人知曉，如果不是從國外發現這些檔案是出自木川，恐怕到現在，誰沒有人會想到，高愛英竟然是罪魁禍首之一。

因為對高愛英的審訊很順利，凌松帆在拿到口供之後，跟邱濤交流了一下，邱濤覺得這件事有必要向周保寧彙報。而此時，朱代東也到了周保寧的辦公室，按照慣例，在召開常委會之前，會有一個簡短的書記辦公會。

“周書記，朱市長，省公安廳的同志已經對高愛英進行了初步審訊，她對於自己的事情供認不諱，這是審訊記錄。”邱濤進來後，看到朱代東也在，稍微遲疑了一下，才說道。

“高愛英怎麼這麼沒有保密觀念？”周保寧眉頭擰成了個川字，這麼多的機密檔案被借出，相當一部分還是他親自簽名的，就這樣被人拍了照，他心裡一股無名火起。

“市委辦決定從今天下午開始，召開全體大會，重新學習和貫徹落實保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