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官員向朝廷上書，為山西票號說情。四川總督丁寶楨給皇帝的奏摺中寫道，“川省銀號向無南商，只有西商，公私款項從無虧短與南省阜康有別”，以山西票號信譽卓著為理由，堅持由山西票號匯兌政府銀兩。 朝廷的這種搖擺不定的政策，對票號的發展造成了許多不利影響。為了爭取朝廷認同匯兌，山西商人付出了很大代價，他們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金錢，最終是把整個票號的命運壓到了一個毫無希望的政府身上。 【採訪】劉建生　山西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院長 由於傳統中國社會中，歷來沒有一部商法，也就是說在清朝末年以前，中國自始至終沒有商法。商人始終由於在傳統社會中的重農抑商政策，他沒有取得法人地位。在這種沒有法人地位的情況下，他是很弱小的一種弱勢的群體，在政治上。正是基於這樣的情況下，沒有法人地位，又沒有立法保障的情況下，他需要庇護。因此他儘管有錢，他可以傲視權力，但他擺脫不了權力對他的干預。為了少被政府幹預，甚至於如何能從政府那得到好處，也迫使他不得不和政府，兩者緊密結合。 【採訪】朱蔭貴　中國社科院經濟所　所長 它代替政府收解銀兩、匯兌，而且它吸收了很多王公貴族的存款，就是大筆的存款，不是小額的，是大筆的。那麼辛亥革命，清朝政府倒臺以後，它的兩大業務，一個匯兌業務沒有了，還有一個就是它的存款來源，甚至它貸出去的款，有一些王公貴族，比如說跟他們發生關係，長期建立的這種信用關係，貸出去的款收不回來，在戰亂中對它的損失很大。&nbsp&nbsp

禍　福　之　間（九）

【解說】 在山西商人與清朝政府合作的早期，這種危機雖然已經存在，但是它將造成的嚴重後果還沒有完全顯現出來。相反，那時候由於匯兌官銀，票號贏得了巨大的商業發展空間。從同治三年，1863年開始，山西票號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在此後的十年時間內，票號數量從14家發展到28家，票號業務由經營民間銀兩匯兌，也逐漸轉為匯兌鉅額公款為主。這些存放在山西商人手中的公款是不計利息的，透過匯兌和經營這種沒有成本的資金，山西商人獲得了很大的利益。由於與官場有了十分密切的往來，一些創業時嚴謹樸素的山西商人，此時也開始染上了一些官氣。 【採訪】洪葭菅　上海市金融學會　副會長 我們也從許多資料上來看，山西票號一個經理，當地一個經理，他不是跟一般小官接觸，當地的巡撫、布政使，甚至於總督都可以（接觸）。有的人甚至於成為當地政府的財務顧問了。在這樣（關係）密切的情況下面，他的地位是很鞏固，他沒有問題的，甚至於政府發表新的（官員）任命時，他沒有路費，票號就借給他。跟政府密切結合，跟官員關係很深的，這樣的一個特殊情況。所以我們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講了，票號那時不可一世，聲勢很顯赫。&nbsp&nbsp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禍　福　之　間（十）

【解說】 在票號衰敗之後，《申報》上的一篇文章，比較深刻地分析了官商結合對山西商人發展造成的影響。這篇文章說到，“匯票往來不特通市之財，可以轉移，而天下之財亦可流通。所難者，自國家重商之後，凡屬殷富皆經大臣保舉。小而隸卒，大至監司，由商而入官。不禁居侈氣而養侈體，一身之奉養猶有限也。而家人親族歲費浩瀚矣，一鋪之開銷雖大尚可算也，而官場應酬之事無所底止矣。” 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各級官員被看作是支撐社會的柱石。而商人在那個時候，社會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 由於存在著這種等級差異，所以官和商之間的關係就顯得十分微妙。大清國的官員雖然從內心中看不起山西商人，但又或多或少有些忌妒山西商人的財富。當他們把大筆公款交給山西票號匯兌的時候，就不免帶有恩賜的意味。他們並不認為山西商人的匯兌業務能使“天下之財可以流通”，而是隻看到了票號透過匯兌官銀髮了大財，所以清朝的各級官員都自然而然地想從山西商人手中分得各種利益。 【採訪】梁小民　北京工商大學　教授 應該說資本主義有個基本的概念，就是經濟是以個人為主體的。從這個觀念上說，如果我這個國家每個人都富起來了，那麼這個國家，整個也就是強大了，也就富裕了。所以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裡邊講究〃藏富於民〃。一個國家的實力，一個國家的財富在什麼地方呢？在老百姓手裡頭。 那麼封建社會講究什麼呢？講究〃國強民窮〃。比如說乾隆的時候，朝廷的財政增加了很多，但是那個時候呢？實際上中國老百姓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