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旺盛的民營織造能力，形成了懸殊的對比。

而且與人們日常認知相反的，官營的織造質量，也遠遠不如民營，以至於每每御用之物，盡數委託民間。不敢自己動手。

再比如官營織染局，在成、弘以後，就逐漸衰落了，其規模不要說與蕪湖相比，就是比起江浙一帶的私營染織場，也是遠遠不如；還有制瓷業，民窯發展的非常快，容量也比官窯大的多，以青窯為例子，官窯每座燒盤碟器皿二百多件，而民間青窯每座可燒器皿千餘件。景德鎮的民窯的窯身和每窯產量要比官窯大三四倍。

沈默做過統計，嘉靖四十三年，景德鎮的三千座窯中，官窯僅有百餘座。崔、周、陳、吳四家民窯的產品暢銷中外，質量更是遠遠超過官窯。

甚至連歷朝歷代嚴格控制的採礦業，也出現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總的看來，明代的礦禁政策，並不是很嚴厲，除金銀外，很早就開放民營；官礦、官冶雖有起伏，但宣德以後，總是下降的趨勢，正德以後更是迅速衰落。以至大面積停閉。大約只有雲南等少數省份的官礦，仍然堅持運營，但也沒什麼大出息了。

而與此相反，民營鐵業得到迅速發展，蕪湖已逐漸成為民間冶煉中心，專業鍊鐵鋼坊不斷擴大。如著名的濮萬業鋼坊之類的私營大鋼場，僅蕪湖一地就有十幾家，每一家都生意興隆，負擔著全國半數的鋼鐵供應。

就是禁止民間開採金銀礦，也造成了一紙空文，因為礦區大都在深山之中。想禁止盜挖幾乎不可能。事實上，‘盜礦’之事，遍及各省。他們有的是在深山偷挖，有的則憑藉勢力佔領官家的礦場，有的更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