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5日，中國*同盟北平市第一次盟員大會在沙灘北京大學孑民紀念堂舉行。在這次盟員大會上，我們正式投票選舉吳晗老師擔任民盟北平市支部的主任委員。等待開票時，我和他在解放後第一次個別談話，並把去年在清華園拍的那張照片交給他，他很高興地回想起當時的情景。我以掛著“中國*同盟北平市第一次盟員大會”大字橫幅和李公樸、聞一多、杜斌丞三位民盟烈士的巨幅照片的主席臺為背景，又給他拍了一張照片。

全國解放後，吳晗老師還擔任了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等多種職務。從1949年11月起，他被選為北京市副市長，分工主管文教工作和民政工作。他對提高首都中小學教育質量、普及文化科學知識、保護和整理首都文物古蹟、建議發掘定陵和建立定陵博物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他認真負責，許多工作往往親自動手，例如頤和園內幾個殿堂的解說詞就是他執筆寫的。就是在建設首都街頭公共廁所這樣一件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都充分體現了他對廣大市民生活的關懷。記得50年代末，吳晗副市長在西郊中關村公共汽車站附近發現沒有公共廁所，而鄰近的農家的廁所卻又一個個都掛著“女廁所”的牌子。他就深切地體會到人民群眾的需要，從而在全市各街道和較大的公共汽車站附近都增建起公共廁所。這件事在他的生平事業中可說是排不上號的一件小事，卻使首都人民至今身受其惠。

吳晗老師早在1943年參加中國*政團同盟以後，就有在將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願望。他終於在1957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一位資產階級學者、革命*主義者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戰士。當時由於工作的需要，他的黨員身份並沒有公開，但是我們在北京市委大樓裡開會時曾經見到他。

1956年，吳晗老師克服了身體上的困難，積極參加了赴西藏的慰問團，在拉薩，因有高山反應，曾靠吸氧氣過日子。回京後卻興奮地向我們談論西藏的豐富寶藏，極端殘酷腐朽的農奴制，以及*改革後的新貌。不曾想這竟是我們最後的一次見面。後來就只曾在街頭牆報上看到他“坐噴氣式”的照片了。

新中國成立以來，吳晗老師除擔任北京市副市長外，身兼的職務很多，有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常委，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委員、常委、副主席，全國青聯副主席、秘書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歷史研究所學術委員、《歷史研究》編委，北京市歷史學會會長，等等。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餘，他從不放棄學術研究工作，而且以極大的熱情組織史學界的學術活動。他寫過不少論文和雜文，還不斷修改《朱元璋傳》，書中對明王朝的封建專制，皇帝的*統治，宦官的擅權，東西廠特務的橫行等作了詳細的敘述並加以抨擊。他對朱元璋的功績基本上作了肯定，但對其晚年大殺功臣也作了如實的記述和批評。他寫道：在朱元璋的衰年，“桀驁不馴的元勳宿將殺光了，主意多端的文臣殺絕了，不順眼的地主巨室殺得差不多了，連光會掉書袋子搬弄文字的文人也大殺特殺，殺得無人敢說話，殺得無人敢出一口氣了”。他由於深入地研究了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提高了對封建專制統治的認識，在解放前挺身而出憤怒聲討蔣介石政府的封建的、法西斯統治，在解放後根據中央負責同志的建議，響應毛澤東同志的學習海瑞剛直不阿精神的號召，寫出《海瑞罵皇帝》、《論海瑞》和歷史劇《海瑞罷官》等深得廣大群眾喜愛的著作，這絕不是偶然的。

烈士丹心

吳晗老師是不甘心於庸碌無為地平平安安“死在床上”的。他在讀史之餘，早在1933年就表示要壯烈犧牲的願望。那年2月20日，他在讀完《碧血錄》一書後的底頁上寫道：“讀完此節，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將來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則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灑脫乾淨死法，活得不耐煩便撒手告別，豈不快哉！”1948年夏又抄錄譚嗣同烈士的《獄中題壁》詩，寄贈友人，以表示準備去解放區為人民革命事業貢獻出自己生命的一片丹心。

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為了篡黨奪權的需要，於1965年11月10日丟擲《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黑文，把《海瑞罷官》這個正確的作品，誣衊為“一株大毒草”；把一位積極反蔣並從革命*主義者轉變為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共產黨員，竟誣陷為“*老手”；一個歷史清白從未被捕過的歷史教授，竟然被蠻橫地定為“叛徒”；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