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是海防建設的積極倡導者和實踐者，事實上卻成了海防建設的最大反對者、阻礙者！

“此次海防籌議，他左季高若是不上摺子反對，反倒是奇怪了。”李鴻章苦笑了一聲，說道。

“其實，收復新疆，在他左季高來講，並非極為難之事。”薛福成道，“可他卻偏偏說得有如天塌下來一般，殊不可解。”

“新疆回逆，不過匪類而已，遠不似昔年張格爾叛亂之勢大難制，陸路雖遙遠，大軍出征，不數月即可平定。他左季高又要糧餉，又借洋債，要行‘緩進急戰’之方略，如此曠日持久，需得多少銀錢，方能填了這無底之洞？”李鴻章嘆道，“如此一來，海防需銀便無從著落，真是愁煞人也！”

“大人，除了左季高，那起子臺諫，也不得不防。”薛福成提醒李鴻章道。

“昨兒個，不是見了邸抄了麼？”李鴻章哼了一聲，說道。

正如薛福成所言，另一股逆流經過多日的醞釀和等待，已經耐不住性子的湧流而來。

如果說“海防論”和“塞防論”只是夾帶“湘”與“淮”、左與李兩派歷史恩怨的、不同的國防觀點之爭，那麼，新蕩起來的這股子逆流，則完全是以“清議”自居的封建統治階級頑固派對“自強”運動的挑戰。

首先跳出來的是禮親王世鐸。

這位禮親王，是個為人貪鄙、昏庸、頑固保守的政客。他在同治年間授內閣大臣、宗人府右宗正、宗令，關於他的昏聵，時人陳贛一有過這樣的記載：

清禮親王世鐸，年邁昏庸，不識時務。其子侄輩，有自歐洲遊歷歸國者。世鐸見面，問之曰：“洋鬼子國亦下雪否？”諸子侄皆掩口胡盧，對曰：“中外同一天地，風霜雨雪一也。”世鐸默然。

一個連外國是否下雪都不知道的王爺，在中國政壇卻能做到遊刃有餘，充滿政治智慧。世鐸向慈禧太后遞的這道摺子，便足以顯示其“滑頭”的水平。在摺子中，世鐸先是試探慈禧太后的口風，虛言了幾句“洋槍炮、水炮臺、水雷還是要買的”，然後，話音一轉，提出問題：“那鐵甲船是很大很重的吧？買了它停在哪裡呢？再說每艘鐵甲船要花幾百萬銀子，也太貴了。要不還是別急，就讓林義哲、李鴻章、沈葆楨先去考察考察，回來研究研究再說吧。”

禮親王的摺子是一個訊號，它等於是告訴那些多日恨恨不語的嘴巴：該說的我可帶頭說了，就看你們的了。

急不可耐的黃體芳漲紅著一張衛道的面孔跳了出來，高叫：“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中國需要的絕不是花銀子建什麼勞什子海軍，而是應該像老祖宗定的那樣，“但修我陸戰之備，不必爭利海中；但固我士卒之心，結以忠義，不必師洋人機巧！”

接著，御史古詠賢的奏摺更是充滿著謾罵：“造兵輪撤艇船（指舊式水師艦船），名為設防，實為撤防。丁日昌如此謀國，不知是何居心？”甚至咒罵丁日昌為賣身洋人的“丁鬼奴”。

如果反對派的奏摺內容僅止於此，李鴻章完全可以坦然相對。他自出道兒以來，就從沒有怕過讓人背後罵娘。可是很快，他發現他的對手並不簡單，他們的言論繞過了建不建海軍、怎麼建海軍的具體問題，而直接指向了要害——你林義哲李鴻章之流建海軍，是“以夷變夏”，背叛祖宗！是“名教罪人，士林敗類”！別看你擺出一副憂國憂民的忠臣相兒，說不定你還要“挾洋務以自重，恃洋器而自雄”，想擁兵自重，當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白臉兒曹操吧？

“制機器，造洋船，即不能不學洋學，學洋學即不能不以洋學之精否為人才之用舍，竊恐天下皆將謂國家禮義廉恥為無用……以洋學為難能，而人心因之解體，其從而習之者必皆無恥之人，洋器雖精，誰與國家共緩爭哉？”

第四百三十七章經略大洋

第四百三十七章經略大洋

“洋人之所長在機器，中國之所貴在人心！”

“敵之畏者，中國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縱洋人機器愈出愈奇，我不可效日本覆轍，為所愚弄……事事師法西人，以逐彼奇技淫巧之小慧，而失我尊君親上之民心也！”

“中國以章句取士，正崇重堯舜周孔之道，欲人誦經史，明大義，以敦君臣父子之倫也。人若不明大義，雖機警多智，可以富國強兵，或恐不利於社稷……”

如此這般的奏摺，如同雪片一般飛來，大有將“海防派”一舉淹沒之勢。

儘管清議洶洶，但令李鴻章等人感到欣慰的是，士林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