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術館幾乎招收不到什麼科舉出身的“正途人”。第一次招生，“正途投考者寥寥”，恭親王等人無奈，只好把非科舉出身的雜人也編到一起，總共才得到98人。考試的時候，又有26人缺考。最後勉強錄取了30名，半年後的例考，又淘汰了20名“毫無功效之學生”，最後僅剩10人，不得不與外文館學生合併。開設僅半年，天文算術館即名存實亡。因為倭仁帶頭反對科甲出身的“正途人”跟從“夷人”學習算術的最重要的理由，是擔心這些科甲士人——大清帝國********的中流砥柱——會被狡猾的“夷人”引誘同化，進而損害所謂的“立國之本”；結果那些科甲出身的“詞館曹郎”，均以學算術為恥辱，“竟無一人肯入館者”，當時知識分子對傳統********的堅持，由此可見一斑。

同文館風波清晰地展現出：在19世紀60年代的中國，主流知識分子仍然頑固地堅守著傳統，拒絕任何改變。

倭仁雖然遭到了皇權的粗暴打壓，但卻“盛負時望”，其在士林中的聲望反較之前更高。京師計程車大夫，編造了各種段子和謠言來支援倭仁，譬如在同文館門前貼“大字報”：“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又譏諷同文館的館名：“未同而言，斯文將喪！”

遠離京城計程車大夫，同樣是倭仁的強力後援。著名史學家李慈銘在老家丁憂，讀到邸報上刊登的同文館爭論，大發感慨，說朝廷開設同文館，是“以中華之儒臣而為醜夷之學子”，稍有人心之人，都不會肯去入學的。如今有人去學，說明這個世界已經是“禮義盡喪，士習卑汙”，大嘆人道淪喪，家國可憂！

第二百零二章文中堂的期待

這種抵制最終發展到了集體抗議的地步。湖南的京官們當時就開了一次集體會議，決議：有進同文館跟洋人學習的，以後不準進入會院，大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