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巡撫啊！”文祥手捧著託蓋碗茶，看著恭親王，微笑著說道。

“年紀是輕了些，不過這個林鯤宇辦起事來，可謂老成周到，皇太后是看重他的才能，是以才破格提拔。”恭親王的語氣中隱隱透著幾分讚賞，“其實論他立的這些個功勞，賞個巡撫也不為過。”

“今兒的事，王爺聽說了沒有？”文祥想起今天宮裡發生的那件“大事”，笑著問道。

“聽說了。這事兒著實透著蹊蹺。”恭親王笑了笑，說道，“他林鯤宇說的這個西洋諸國的孝道俗諺，其實現在聽著也沒什麼，哪比得上聖賢之教，但是偏偏皇后和慧妃就聽進去了，你說怪不怪。要說這林鯤宇還真是運氣好，這當口偏偏讓他給趕上了。兩宮皇太后對他，想不高看一眼都不成了。”

“其實，此人稱西洋諸國講求孝道，與****同，是有些牽強的。”文祥揭開茶碗，品了一口香茗，道，“但讓我佩服他的，便在此處。他這個提法，等於是破咱們辦理洋務的死結呢。”

“噢？文中堂何出此言？”恭親王笑著問道。

“王爺可知，這辦理洋務，最難的在何處？”文祥沒有直接說出答案，而是反問了一句。

“這辦理洋務，最難的，便是朝野上下，一味的狃於成見，不思變通。”恭親王嘆息道，“連開個算學館，便說要亡國，你想想還能辦什麼？”

文祥知道恭親王說的是朝廷當年開辦天文算學館引發的那一場從上到下的巨大風暴，他回想起舊日的往事，也是嘆息連連。

1858年的《中英天津條約》明文規定：“嗣後英國檔案俱用英文書寫，暫時仍以漢文配送，俟中國選派學生學習英文，英語熟習，即不用配送漢文。自今以後，遇有文詞辯論之處，總以英文作正義。”這直接刺激了清廷高層在1862年設立同文館，以專門培養外交急需的翻譯人才。

成立於1862年的京師同文館，是唯一由清朝最高決策層直接領導的改革機構。其設立的初衷，是有感於中外交涉言語不通，經常因為詞不達意而導致小事釀成大釁。基於這一緊迫的現實需要，設立之初並未遭遇太大的阻力。

但當1867年，恭親王奕忻與曾國藩、李鴻章等洋務派大臣認可了“一切西學皆自算學出”的“新思想”，而決定在同文館增設天文算學館時，卻挑戰了傳統中國文人士子的“********”底線，進而引發了一場清帝國權力最高層的激烈內鬥。

第二百零一章真正的絆索

同文館設立之初，只是單純學習英、法、俄三國外語的學校。但隨著自強運動的推進，恭親王、文祥、曾國藩、李鴻章等人開始覺察到，若要切實做到“師夷長技”，造出洋槍洋炮，就必須去學習製造原理，而要學習製造原理，則中國以經史教育為主體的傳統教育顯然已無法滿足人才的需要。

當時著名的洋務思想家馮桂芬即認為：“一切西學皆從算學出”。這種觀點之後看來不盡準確，但卻道出了要害——要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則必須先培養具備算學、物理、化學等自然學科基本常識的知識分子，僅僅學習外語是遠遠不夠的。

在這麼樣一種背景下，恭親王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在1866年年末正式奏請朝廷在京師同文館內添設天文算學館，理由很明確——“洋人制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

應該說，恭親王文祥等人對此舉可能遭致的阻力，事先已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在奏章裡，恭親王提前給朝廷打了一劑預防針：“論者不察，必有以臣等此舉為不急之務者，必有以舍中法而從西人為非者，甚且有以中國之人師法西人為深可恥者，此皆不識時務也。夫中國之宜謀自強，至今日而已亟矣，識時務者莫不以採西學、制洋器為自強之道。”

奏請得到了慈禧所控制的清廷最高領導層的認可。在天文算術館順利進入籌備階段的同時，一股抵制、反對的暗流也正在悄然匯聚。1867年3月5日監察御史張盛藻的一紙奏摺，終於引爆了這場大論爭。

張盛藻在奏摺裡指責說：朝廷令科甲出身的“正途人”去學習這些機巧之事，而且還用升官、銀兩賞賜來誘惑，是重名利、輕氣節！這樣搞，會把“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的“正途人”引向歧途。

在恭親王等人的操作下，張盛藻的奏摺被皇帝諭旨嚴厲駁回。諭旨裡說，天文算學是儒者應當學習的知識，不可視為“機巧”！

看到張盛藻被洋務派一棍子打了下去，當時的晚清士林領袖、大學士倭仁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