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之，猶有故國之遺風焉。”這一概說，簡要而確切地說明了西南邊疆的大理與內地的密切關係。

這種全方位的交往，縮小了兩地的文化差異，為元代的統一創造了條件。

宋代經濟發達，但由於其施政方針“重文輕武”，使得一直軍力積弱，北方鄰國如遼、金、西夏，都敢於欺侮宋朝，只有大理對宋友好，雙方從無戰爭。

大理國與宋朝

大理國建立時，中土正逢五代十國的亂世，宋朝建立後，968年，大理致書宋廷，要求通好；此時宋朝北方未定，無力顧及西南，此事也就沒了下文。儘管宋朝與大理國的關係，由於宋太祖“不暇遠略”的方針而有所疏離，大理國仍然一直向宋朝稱臣。

大理國第5個皇帝段素順碰上趙匡胤南征，趙匡胤有鑑於唐時用兵南詔的慘敗，以玉斧（一種文具）在地圖上一劃，以大渡河為界，說“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國得以保全。這就是有名的“宋揮玉斧”，與之相對的“元跨革囊”則指的是大理國的滅亡了。

就當時的形勢來看，職業軍人出身的趙匡胤並非不想擴張，而是不能，客觀環境制約著他的野心。這正如木芹先生所說：“宋未嘗欲絕雲南，唯宋王朝積弱，無力完成全國大一統的局面。加之其戰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謂‘北有大敵，不暇遠略’，其勢力沒有也不能越過大渡河。”把“宋揮玉斧”解釋為“從此放棄大渡河以西的國土”的誤解，一直成了一種偏見，最明顯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國傳》列入“